大部制的目的是小政府
www.fjnet.cn 2009-09-14  王琳 来源:珠江晚报    我来说两句

9月8日上午,深圳市31个“大部制”单位在深圳市民中心集体挂牌。据当地媒体报道,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共取消、调整、转移284项职责及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内设、下设及排除机构151个,减少领导职数394名。深圳市常务副市长李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凡不该政府做的,政府要坚决退出,即使市场暂时做不好,政府也要充分放手,积极创造条件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去做。”

据公开的信息显示,此番深圳市的“大部制”改革中,机构虽有调整撤销之变,官员却无失业下岗之忧。机构少了,人员不变,结果只是部门大了。至于“大部制”能否真正实现“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还有待实践来证明。

应当承认,“精兵简政”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自1982年以来,国务院机构改革先后进行了6次,但似乎总摆脱不了“前精减后增员”,甚至是“边精简边增员”的宿命。2008年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也曾轰轰烈烈,喧嚣一时,其结果却是将原有的28个部委减少至27个“大部委”,在这27个“大部委”下,还新设了四个局。这些大部委合并了诸多职能,固然有助于减少部委之间的摩擦,有利于将原本分散的权力在同一个“大部”里进行集中,行政效能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提高。但在中国现实的行政生态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却并非权力的分散,而恰恰是权力的过分集中——当一项权力既不受权利的监督,也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那就成了赤裸裸的绝对权力。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提升了些许行政效率,却增大了腐败的风险,那将是得不偿失之举。因此,“大部制”的目标绝不应仅仅停留在部门之间的合并上,而应通过科学的权力分配,在权力与权力之间建立一种足以相互牵制的平衡关系。

在笔者看来,作为特区,更值得试验的还是权力向权利的开放,向社会的开放,让权力在它的服务对象可以约束的范围之内运行。行政权的所有行为都是围绕着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而展开,市民所需要的服务,既要及时有效,也要公平公正。这其中,公平、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两者能够兼备更好,倘若机构改革的目标仅仅指向效率,那就偏离了民心所向。当然,公众对于机构改革的成效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确保官员的廉洁。无论是公平、公正,还是廉洁,光靠行政权的自觉是不可能实现的。诸多鲜活的案例仍在不断证明这一常识。也惟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才能够促使政府不断“小”而“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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