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广州日报》报道，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说：我在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期间，如果得到上面批准，会做改革高考制度的尝试。我主张高考不是一次考。只要国家批准，上完高二的学生都可以参加高考，我们可重点录取高二参加高考的。因为高二的学生把课本学完了，又没有参与高三一年考试训练，创新能力还是很好的，原生态的，这样的学生最容易造就。如果高二就允许考试的话，学生考试就没有紧张感，考不好，高三还可以考。我们就需要争取南方科大自招高二学生参加高考，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让更多的学生不接受高三残酷的训练。

　　如果南大能像中国科大少年班一样，从高二学生中录取新生，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已经具备相当知识储备的学生，就能借助这条通道，考上大学。这不仅是录取机制的突破，更是对另类人才、拔尖人才和特殊人才的制度化鼓励和赏识，更多个性人才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得到激活，锋芒毕露的创造活力得到挖掘。不拘一格造人才，才能得到货真价实的落实。

　　“要赏识另类人才、特殊人才”之类的话已将嘴皮磨成了茧子，可选拔机制仍然壁垒森严，无论是高考选拔机制还是单位人事考评，程序化条文仍在发挥严重的阻隔功效，比如教育部严禁高一高二学生参加高考，否则，第二年禁止高考等。虽然这些目的是为了人才选拔机制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可如果用这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才，不允许例外，不允许多样化，多元人才、创造型人才如何能萌芽并且茁壮成长呢？禁止性的制度，在维护了制度威严的同时，也成了“扼杀另类人才的摇篮”。而且，很多人和制度已形成了制度麻木，只要不符合既定的制度规则，另类人才和特殊人才就是卓尔不凡，才能出众，也不会得到认同。公平效果达到了，“程序僵化”和“政策无能”的痕迹也能浓。

　　朱清时校长希望从高二学生中选拔优秀人才，这对于传统评选机制是一种反叛和唤醒。考试，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发展权，按说，是不能限制身份的，只要参考者认为自己具备一定能力和实力，作为教育管理机构，我们有又何必人为限制呢？就算是为了考生好，也应该是建议性的禁止，而不是绝对性禁止。我们能让80岁的考生参加高考，能让40岁的考生考研，能让天才少年参加高考考取大学少年班，而且还让在校大学生结婚，教育政策越来越人文性、与时俱进，为何就不能放开非高三学生参加高考呢？不能为多元人才设置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呢？如此，高考的公平性显然也就经不起推敲。

　　不允许费高三学生参加高考的理由是“高中学校会为了提高升学率让学生高二高考”，这就更值得惊异了。说白了，高二参加高考就是“跳级”，学生能“跳级成功”，说明他们已经具备进入高校学习的能力，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升学率问题，非要他们“多学一年”？就时下而言，中国老百姓让孩子上高中的最终目的，不是想考上大学继续深造吗？非要禁止跳级，浪费一年光阴，花费大量金钱，有关部门会为这种资源浪费买单吗？

　　所谓“不拘一格造人才”，就是人才选拔机制应该追求“多格”、多元化、宽松、自由的，只要和国家的教育大政方针不违背，人才选拔机制最好别用一些临时性的部门政策和条例来限制和捆绑，教育政策的自由度越强，人才创造活力就越强，这已经是中外实践得出的结论。顺应这种人才规律，才更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少一些“这也管那也管”的“教育父爱主义”，天塌不下来，想当初，我们放开在校大学生结婚，就有人忧心忡忡“会出乱子”。可放开后，大学生并没有出现“结婚热”，因为绝大多数大学生还是能够处理好精力和学业的关系的。所以，就算我们放开非高三学生参加爱高考，不但不会影响高考秩序，反而还能为高考政策增加人性化和科学化的口碑，何乐而不为呢？ （雷泓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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