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身为博学中学的武汉四中110周年校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重回母校，捐赠10万元奖励优秀学子。在回应身价千亿说时，袁老说“用财富衡量科学家太低级”（10月7日《长江日报》）

翻遍了各种版本的“富豪排行榜”无一例外找不到科学家的名字。说袁老身价千亿只是“品牌”价值，并不代表袁老就有这么多的资产。袁老所创造的个人财富是有限的，但其创造的社会财富很难用数字去说话。袁老的“身价”其实也是中国科学家的一个缩影——公益的国家的无涯，私己的有限。

但无论如何，假如袁老不认为“用财富衡量科学家是低级的”，愿意“配合”所谓的“富豪排行”则榜上有名是无可非议的。其实在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又有什么不可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不也正期待中国科学家能够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荣膺富豪的桂冠吗？这一是对有卓越成就的科学家的肯定和反哺；二是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的尊重。富豪排行榜里出现一个或者几个科学家的名字，不但提高了“榜”的含金量而且对于目前出现的“仇富”心理也未必不是一种平衡。

“钱能转祸为福，因败而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福禄贵贱，皆在乎钱”。钱既然这么重要，这么能“使鬼推磨”国人又为什么羞于谈钱知识分子更甚呢？这实在是一个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成因。

古代的“知识分子”有经天纬地之才者自然能由士而仕，或为朝廷效力，或被王公圈养，因此财物多寡全不肖为挂；像诗仙李白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尽管令人羡慕；“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的“死了便葬我”的一塌糊涂，也不会有人嘲笑。擅弄风月者，对着星星月亮发牢骚是不需要支付费用的——毕竟星星月亮属全世界人民所共享，不可能被谁摘下来据为己有。而像奉旨填词的柳三变这样的风流才子，一文不名也能依靠“情诗”倚红偎翠哄哄女孩子，不要为狎妓埋单。在商品及不发达信息极端闭塞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钱的需求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是没有太多欲望的，这大概成为他们羞于谈钱的原因之一。而市井中为数众多的为富不仁者，做尽了伤天害理之事，依靠财势欺男霸女，男盗女娼，指鹿为马，网罗罪名，草菅人命。总之钱能给人们带来多少好处就能带来多少罪恶，太多太多的罪恶都是有钱人造的孽，钱成了万恶之源，这大概是耻于谈钱的因原之一。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现代社会，“旧知识分子”的“金钱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重新回到袁老对于“以财富衡量科学家太低级”的观点来看，其实大可不必。李嘉诚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豪。李先生乐善好施，广为善举的故事一度感动了很多国人，成为国人当之无愧的骄傲。非但如此，作为商人的他还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1986年，被比利时国王封为勋爵。不管李先生的财富观，还是他作为一个商人的人格操守都无不为人津津乐道，充满钦佩和崇敬。袁老和这样的富豪并列在排行榜上，应该也无损科学家的形象。

真的很希望能在下一个“富豪排行榜”上，看到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则不但是中国科学家的幸事也是中国科学的幸事，大抵算得上中国人民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