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贵是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的副县长、六合区的副区长，他以借来的400万元起家，下海不到一年，就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的“地主”。几年过后，他成为身家过亿的大老板。原来，他是仗着那些“台上朋友”，利用特殊的“人脉关系”，以“空手套白狼”手段来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从而实现了暴富。（11月25日《法制日报》）

有太多事例说明，许多暴富的神话背后，流淌着见不得人的肮脏东西。曾经“官运亨通”的刘有贵，不顾仕途的“顺风顺水”，毅然选择下海，就是看到权力建立的“人脉”可以产生更大利益。这个亿万富翁的发家神话，其实见证的是期权腐败的可怕。

这些年，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期权化”现象层出不穷，花样手段不断翻新。一些官员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建立自己的“人脉网”，或是对某些企业单位百般关照，来为日后退休下海谋求铺垫。这种行为，很有几分期货市场的交易特征。比如，刘有贵靠倒卖土地迅速发家，就与老部下兼老朋友的当地国土局局长帮助有关。在这些“朋友”的“帮忙”下，他不仅第一时间获得内部信息，还能在相关程序审查中一路绿灯。

也就是说，像刘有贵这种辞官下海的人，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并不是因为懂得市场规律，深谙经营之道。诚如知悉此案内情的有关人士说，如果没有那些“还在台上的朋友”，他恐怕连一亩地也搞不到，光土地出让金就能让他憋死。问题是，这些“台上的朋友”为什么会给他面子呢？很显然，这绝不简单是因为当地官场很讲交情，不存在人走茶凉的现象，而是刘有贵曾经的期权交易产生了特定的价值，那些“台上的朋友”不过是在利用现有权力来支付偿还权力曾经赐予的好处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期权腐败的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往往会形成一种默契。在位官员与他提拔的干部之间，往往并不存在什么契约，而是在权力转让过程中，彼此形成某种“心理合同”。随着时间推移，在官员退休或离任后，当年投桃，今日报李，最终完成公权与私权的交易。而且，这种期权腐败也并不局限于官员与官员之间，还可能出现在官员与企业老板之间。比如，一些官员在位时，为一些企业发展打开一条“特别通道”，在政策上对其格外倾斜，甚至利用自己官场关系网，为这些企业经营铺路搭桥。等到这些官员退休或辞职后，或是到这些企业“打工”，或是做“顾问”，或是成为商业“伙伴”，来顺理成章获取高额回报。

权力腐败并不总是张牙舞爪的，而是多以阴险狡诈的形态出现，往往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罪恶的交易。刘有贵依靠官场“人脉”创造了亿万家财，就见证了期权隐性交易的可怕威力。这种深谋远虑的“收益”，其实比那种“现兑”的权钱交易更容易化解腐败风险，来成为一种隐蔽、高明的腐败策略。如果不能阻止隐性的腐败交易期权化现象，在暗地里越过边界的权力必将吞噬太多的公共利益与公平正义。

期权腐败是腐败的变种，期权腐败又可以演绎出种种花样手段，扰乱相关监督的视线。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权力真正顺沿着程序正义的轨道，任何突破权力边界的行为都不可能逃脱监督的目光。副县长辞官成亿万富翁，其实拷问的还是官员在位时的权力到底有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官员离任后的跟踪监督与审计制度到底有没有切实执行。如果不能切实堵住这些现实制度与执行的漏洞，就不能真正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权力腐败自然就会派生出更多复杂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