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媒体就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的问题，再次展开了讨论。

“文化赤字”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的一种历史现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农业文明在西方的工业文明前吃了败仗，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的现代文化前吃了败仗。中国整个近现代史，就是围绕这一背景展开的。面对这一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文化人既怀有文明衰亡断绝的深刻忧惧与痛苦，也滋生出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革命以图存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的“文化赤字”问题，从这一时期就开始了，对“文化赤字”，似也不宜做善善恶恶的绝对价值判断。在中国，“文化赤字”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在特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后发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看，文明和文化的生成是人、社会与环境之间反应与互动的结果。人和社会都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他们都会以既有的文化属性对环境做出反应，但是，当这种反应是无效或低效时，文化自身就不得不更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同中国的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有关，也同中华文明的适应、包容、变革能力较强有关。

今天，“文化赤字”问题的提出又有了新背景。今日之中国，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有了相当的进步，中国成了制造业大国。在器物文明层次，中国有点输出国的模样了。但在创新能力、精神文化层面，中国是明显的入超国。西方有人认为，文化就是权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是超级大国，重要的依据就是中国不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力。中国并不追求权力，但总要保障应有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经济取得较大发展时，“文化赤字”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