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承认，以上述两个手段实现工资立法，当前的社会条件并不太具备。但是就其导向意义来说，却远胜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举措。因为立法要解决的，一是改变工资只由老板决定的传统，加大劳动者的协商话语权；二是改变“企业效益增长，员工工资不增长”的不合理状况。第一个改变，需要建立一个维护自身权益的劳动者组织作为制衡力量来完成；第二个改变，需要通过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控制来实现。如果说目前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因为我国经济实现了V型复苏，时机来临，那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同样的时机，认认真真推进上述“两个改变”的进程，让《工资法》尽早出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