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在今日中国的政治架构中，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然而在现实中，这个机构却有着难以为外人道的重要作用。因此当辽宁作家王晓方的系列小说《驻京办主任》出版后，立刻洛阳纸贵，畅销全国。可见多数国人心底里是知道这个机构的能量，很想了解一些所谓的内幕。

驻京办之滥，也是近年来一个公众话题。不仅各省、区、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包括许多地级市甚至县级市，地方政府厅、局这样的职能部门，乃至一些大学、大型企业在北京都设有驻京办或联络处。有关驻京办的负面说法也很多，比如“跑部钱进”，贿赂京城官员，成为所属地方大员进京的接待办等，有人将驻京办说成腐败的温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要在半年内撤销数千个驻京办。这样的决心值得赞赏，但效果如何还需相当的时间来观察。其实这些年来，已有过几次整顿、撤销驻京办的动作，最终雷声大、雨点小。原因何在？———因为驻京办对地方政府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曾问过我，古代有没有驻京办这种机构？我说，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古代在官府的体系内，好像并没有“驻京办”这样庞大的机构，用官府的钱，长期在北京养一个衙门，一大帮子人。汉代是郡、国交错，一些刘氏宗亲封为藩王后，离开长安去就国，为了维持和京城的联系，会在长安设一个“留邸”，留几个小吏长期候着。在唐代藩镇割据时，各节度使在京城也有“留邸”。

但是到了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地方官不敢公开在京师设立“留邸”。因为设留邸其实和皇权时代的政治伦理是相抵触的，在皇帝看来，地方大员被派出去做官，老老实实奉旨办事就行，如果还派手下的官员常驻京城，显然不是刺探宫禁秘密，就是试图结交朝廷大员，这都是犯忌的。但古代中国从秦以来，多数时候版图很大，加上交通和通信不便，一个地方大员确实需要了解京城的诸多信息，而且在乡土中国，外地人来到京城办事也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于是有两类机构或人士代行了当下驻京办及驻京办官员的职能。一是会馆，会馆并非纳入官府系列，它要么是地方商会出钱、要么是地方在京大员捐款修建的，乃一种民间机构，外官进京述职、外地举子进京赶考，常常在会馆住宿，会馆也成为连通京师和地方一个信息交汇中心。另一种办法，就是地方大员派幕僚进京长期打探消息，或者让自己在京的朋友、亲戚及时向自己通报京城情况，打通与朝廷各种关系。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就是从一位“驻京办主任”汪文言入手的。汪是安徽歙县人氏，早年连个秀才都不是，从监狱看守一步步干到县衙门的书吏，办事能力极强，又仗义疏财，有“活宋江”之称。后来他受某地方大员指派，给他捐了个监生的资格，以进国子监读书为名，长期住在北京，后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清末曾国藩、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给在京城的儿子、门生和朋友写信，一大半就是询问京城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