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方面的细节瑕疵或可以弥补，给予时间和财力，类似BRT安全门的小毛病都可以修缮。不过，从上述三种类型的公交行政看，所谓的公交优先在被谈论时，它并非天然地正确或不可反驳。实质上，公交优先属于公共财政问题，是重大的公共决策，是广州是否宜居的大众感知之一。公交优先不外乎人，市民群体及其合法代表应该对公交优先决策具有更具体的权力。

自BRT项目开工至今，中山大道沿线居民就有不同声音，他们自认为被公交优先战略漠视了。从地铁分布图上可见，这个人群超密集的狭长区域是空白，没有被地铁覆盖，而是留给了BRT项目做实验，几十万人的生活就此改变。BR T自始至终，即便是利益直接相关者也没能置喙于决策过程。公交优先对市民参与决策的布置不够周详得力，已迅速成为民众公交郁结的一部分。

广州实施公交优先策略，得益于宽松的公共舆论环境，市民对公交项目的批评有充沛的展露。但问题是要改变说归说、做归做的隔阂。其实这方面是有决策工具和法规可资利用的，例如广州市人大拥有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审核权，程序上能为民意与政策的和解提供制度化通道。BRT引发纷繁争议，作为借鉴的例子，若要公交优先继续往前走，用实操充实公交优先的决策机制不可缺。

中山大道BRT试验段之后，如何确立BRT在广州公交优先布局中的位置，是暂缓推广还是扩大建设，即将成为交委不可回避的质疑。而诸如此类的公交项目也会出现在地铁线路设计、公交公司财政补贴乃至于票价定制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透明的决策平台来承载公义，释放公交出行之怨、之怒。纵向来看，广州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从不缺乏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