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个说法似乎违反常识，几十年来，启蒙知识分子总抱怨中国人只知国家、不知个体。然而，100多年前，梁任公、孙中山两先生的抱怨恰好相反，他们觉得，中国人只知个人、家庭，而不知国家，因此中国是一盘散沙。平心而论，梁孙等先贤的看法较为接近历史真相。

现代西方社会是从封建社会演化而来的，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共同体主义或“社群主义(com m unitarianism )”。从16世纪开始，欧洲从封建制向君主制过渡，进而走向宪政加资本主义的体制。人们常说，西方文化传统是个人主义的。这大体上没错，但封建的种种理念、习惯、制度大量遗存于现代欧洲。举例来说，宪政主义渊源于封建制的某些原则，工人运动与欧洲各国的福利政策，也与封建的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之间有直接渊源。

反过来看中国，封建制在秦代即告终结，皇权-官僚-郡县制出现。在这样的制度下，尽管法律本身不甚公平，但所有人在法律之下平等。土地和财产基本上为私人所有，社会通过市场机制组织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因此，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人们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向来是个体和个体组成的核心家庭。因此，中国人才是个人主义的。

总之，封建的历史遗留给现代欧洲人的文化、社会遗产是共同体主义，漫长的皇权-官僚-郡县制历史则把中国人塑造成为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者。这两种精神必然塑造出两种人生观-金钱观:共同体主义促使人们注重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以求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美好的东西，不论是宪政主义、社会主义，都有这种取向。个人主义则引导社会成员表现自己，每个人都在寻求超出其他成员的象征，最好是一目了然的象征。权力与金钱正好具有这样的标识功能。个人主义者必然是物质主义者，拜金主义者。

当然，宗教在中西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人们的人生观-金钱观也有巨大影响。中西社会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于完成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世俗化的猛烈冲击。不过，在西方存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系统，它始终能够部分地抵御世俗化冲击。而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承担着教化职能的儒家士人群体自己先放弃了儒家伦理，并且拼命地要从文化、社会等层面中清除它。经过长期努力，社会主流伦理规范体系终于瓦解崩塌了。

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心灵状态下开始商业化的。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金钱就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似可视为拜金主义时代开始的标志。金钱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最高的价值。

这样的价值观念所造就的时代自然是物质繁荣的，更进一步是奢华的。但是，托克维尔早就指出过，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的社会有它内在的逻辑困境:每个人都追求金钱的结果是，除了最有钱的家伙之外的所有人都不满足，焦虑，心神不安。财富不平等格局也确实会急剧扩大，从而引发剧烈社会、政治动荡。中国过去两千年的治乱循环，就是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产物。

(作者系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