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路边乞丐，因为“忧郁、犀利的眼神，唏嘘的胡碴子，神乎奇迹的头发，……放荡不羁、不伦不类的感觉以及那原始版的“混搭”潮流，……”受到成千上万网民的热捧，被尊为“犀利哥”，迅速蹿红网络。

很快，平面媒体跟进，宁波市政府相关部门也出来积极寻找“犀利哥”的下落，要为他提供相应的救助……很可惜，这位“人见人爱”的“犀利哥”对大家的好心并不买账，面对镜头，一下子放声大哭……

站在山顶看这事，如果说“犀利哥”走红网络是网络时代的一种娱乐怪相、恶搞，疑似低俗文化的象征，那么，平面媒体的跟进以及政府部门的介入，则是一种肯定的无奈和炒作。

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当普罗大众无法直接表述社会与人性困境时，唯有通过一些貌似荒诞的行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象当年的卡夫卡，他就是用变形的人物形态传达对病态社会的批判。今天这种类似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表达方式，既有对时尚的嘲讽，对名人文化的不屑，更多的则是民众对自身逼仄生存空间的申诉与抗争。

犀利哥一夜走红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所传达的却是一种深邃的社会内涵。社会民众对犀利哥的关注、热捧带着小人物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良善关怀和同情，当然，这种关怀同情之中也含着一些人很另类的猎奇心理。而平面媒体的加入不过是一种借势，借网络之热势，避开政治敏感的话题，兴炒作自己吸引观众扩大发行之实。政府部门的介入也只是一种免责。当一件小事被无限放大，事件涉及的所有对象就会完全曝光在太阳底下，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因城门失火而殃及池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