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不安全的安排，的确使校方规避了“校园伤害”的风险。可是，我们应该就此苛责校方吗？不应该，因为正是之前家长、社会对于校方的“苛责”，让校方不得不规避风险，“理性”选择把早到的学生拦在校外面。不仅如此，同样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有不少学校取消外地旅游、郊游，甚至不惜取消春游、秋游，或者刻意搞“室内游”。

此次校门惨案之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应对之策多半有这么两条:一是加强对早到学生的监管，二是禁止学生在学校开门前聚集在校门口。令人悲观的是，笔者觉得后一种选择可能是校方更经济的“理性”选择。将学生从老师还没有上岗的“不安全”的校园，赶到更不安全的校门口，再赶到更加不安全的其他地方，这就形成了一个家长—学校—教育部门三方博弈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日渐兴起，一旦孩子发生涉及学校的人身伤害，家长必然打官司讨说法；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就是公益教育机构，不是保姆性质的经营机构，让它承担过重的保育责任，必然导致校方想方设法规避风险:不惜取消郊游，不惜把孩子拦在校门外，这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

其中解决之道或在于国家实行强制保险，让学校摆脱校园伤害赔偿的风险，回归教育的本质。上海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