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在南平血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笔者在福建的一家本土网站找到了一个关于郑民生个人生活史的资料。该资料多处显示，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名医生，郑民生平日并没有给身边的人留下什么不良印象，而且还经常为邻居老人提供免费义诊，显示了其职业关怀的一面。社区卫生服务站属于社会事业单位，作为服务站的医生，郑民生从事的应该是一种温暖社会的职业。但是很遗憾，郑民生却没能够让自己的孤僻人生变得温暖起来。年过四十的郑民生依然是孤家寡人，谈过多次恋爱却无法走进婚姻家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钱买房子。笔者在数年前曾以记者的身份多次去过南平市，知道这个临江依山而建的局促小城长期以来房价偏高，家境不好、月入一千多元的郑民生买不起房子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没有一种社会机制来解决这种结构性难题，帮助每个社会个体实现“居者有房住”的普通理想。更不正常的是，郑民生个人经历的恶性循环还遭到了旁人的嘲弄，从而擦亮了社会仇恨的火花。作为医生的郑民生可以治病救人，却挽救不了社会仇恨。

第二，血案发生后，政府迅速组织各方面力量进入现场以挽救危急局面，但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笔者并不是认为对伤者的抢救和对心理创伤者的心理诊疗不重要，但仅仅对这种人为惨案进行“紧急扑火”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性短效行为，却无助于我们建立一种长效的社会安全机制。而短效行为是无法根治结构性社会问题的。作为医生的郑民生无法挽救社会仇恨，同样的道理，那些紧急扑向血案现场的医生和心理医生也挽救不了郑民生制造的社会仇恨。

强调“医生挽救不了社会仇恨”这样一个常识，是想说明“南平血案”不会是一个凶杀个案，也不会是一个人的心理问题。它是一个关联你我的“社会寓言”。在“大政府小社会”的中国背景下，国家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取得理想的效果，却疏于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安全问题的治理。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杀人者郑民生之前所在的单位是社区卫生服务站，如果在未来的一个时段内，带有社会工作性质的社区工作服务站能够快速发展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就能得到进一步完善。

（作者系福建福州大学闽台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