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披露，重庆贪官文强在悔罪中怪自己仕途蹭蹬，多年没能升官。他写道：看到比自己资历浅、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升官不成，就乱用权……该刊还摘录了一些重庆贪官的悔罪，如有的说“悔不该忘记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忘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有的说“自己多年来辛勤工作，过的仍是清贫生活。……我心理不平衡了”，有的说“在与开发商的交往中，贪图享受、金钱至上等内容被不断灌输到头脑中”，有的怪行贿者技巧太高让人防不胜防，有的说自己不知受贿是犯法，有的说“大家都在拿，我随了大流”……贪官悔罪基本是功劳簿、求饶信、牢骚话的集合。

贪官悔罪书，是当代汉语的一种应用文。这就像思想汇报、反省材料、检讨书等等是过去一个时代的汉语应用文一样。这两种汉语应用文，显示了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特殊性。贪官悔罪书也好，思想反省材料也好，常常被称为“忏悔”。这是语文上的一种类比。

显然，无论忏悔，还是悔罪书、检讨书，形式上都是夹叙夹议，叙说自己和评论自己，但又并非自说自话，而是以交流为目的。

自说自话，是自己写给自己看，说给自己听，乃至自己也不看和不听，因为自说自话是无目的的，不假于人的，仅仅是无意识书写，或者有意识地记录、流泻，如此而已。

忏悔或悔罪书、检讨书不然，那是有目的的，有预设的阅读与倾听对象的，是向特定对象呈现自己、表达自己，请求原谅与宽解，而且假定自己站在特定对象的角度，对自己加以评论，从而表示自己是值得被原谅和宽解的。

但忏悔与悔罪书、检讨书毕竟不同。忏悔是一种宗教仪式，以自我直接面对神的方式运用语言，达到告解的目的。在一个无宗教的环境下，忏悔的对象就不存在，那么这种类似的语言运用，诉之于谁，又有何种目的呢？如果说悔罪、检讨就是无宗教环境下的忏悔，那么无宗教环境下的神又为谁？

显然，无神论的神性体现在人民身上，著名文章《愚公移山》已经肯定地说到人民就是新的上帝。不过，人民是不说话的，具体地，那是“沉默的大多数”；抽象地，与每个人都不同的集合体，因而人民的神性实际上被代表人民的“组织”具体地接管。悔罪书、检讨书就是以人民，具体地讲以“组织”为阅读与倾听对象的一种应用文。

然而，过去的检讨书与现在的悔罪书又有不同。在思想审查的时代，检讨书或反省书作为应用文体，确实体现了类忏悔的超验功能，无论贯注其间的思想内容是否真实和正确，但“自罪”的态度都是真诚的。真诚然而荒谬，使得那种“自罪”既是和血带泪的，同时又历史性地成为笑柄。

现在的贪官悔罪书，已经不再是这样。固然，求得原谅和宽解，还是它所欲达到的目的，但真诚已基本不存在。从日常意识上，我们可以说悔罪者是完全正常的无神论者，而不是意志扭曲的个体，但他仍然需要装作相信神(也就是人民)，也就是故意把自己扭曲成一个有神论的样子，其实他希望通过自己有一个态度，而且往往是貌似深刻的态度，娱悦于“神的化身”(也就是“组织”)，并且使“组织”能够确实地给予原谅。

这样，当代汉语的贪官悔罪书，完全变成了一种文本形式的油滑或者撒娇。既然“组织”是无所不能的神，那么贪官产生一些撒娇心理，实在也不算过分，毕竟他们都曾经大受任用，这就类似于获得宠幸和溺爱的儿子，有资格撒娇的。为什么不提拔更快些，为什么不给钱更多些……撒娇的极致，体现在一个传统故事中。那个故事说，一个无恶不作的儿子被处死，在刑场上请求最后吃一次母亲的奶，他怪母亲对他没有从小严格教育，于是咬掉了她的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