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隐含的风险正在引起监管层的重视。银监会召开的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议上披露的数据显示，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2009年净新增负债约3万亿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后续贷款约为2万至3万亿元，2011年底余额约达到10万亿元。负债总额相当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61.35%。（《中华工商时报》6月3日）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据媒体披露的情况看来，大致是地方政府成立了“融资平台”，即设立了一些投融资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向银行或其他机构举债，故而这些债务目前尚处于隐性状态。

形成地方债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实施了急剧扩张的财政政策，推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上马了一系列大型项目，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配套，这是2009年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但是，地方政府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应的财力，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财权上收到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而在事权的划分上，大量的公共事务支出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必须为地方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负责。财权的上收和事权的下放，造成了地方财政的困局，这一点已然成为共识。

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承受地方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影响官员升迁和提拨的主要指标还是经济发展指标，为了做大地方GDP获得提拨机会，地方官员有强烈的内在激励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以发展经济。在财力受限时，地方政府为获取发展资金，就只有两个途径：举债和土地财政。这几年强制拆迁愈演愈烈，也是受财力窘迫所驱使。这种状况中央政府当然是很清楚的，但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在财力分配上给予地方足够的支持，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默许了这种状况的存在。

地方政府敢于拼命举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约束机制的缺位。过度的举债应该受到预算的约束，媒体披露的消息表明，政府举债获得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到预算之内，而是在预算外运行，故而得以免于预算的监督，而且目前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能力事实上很弱。目前地方主官实行异地任职制度，官员任职期限都很短，地方债务自有后来的继任者来承担。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地方政府几乎成了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无限公司，导致了地方债务毫无节制的膨胀。

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政府投资的效率是不高的，目前尚无数据来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坏账，但地方债务所衍生的金融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被解释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原因。这一理念是应该反思的。只有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实现良性的经济发展，而资源优化配置要求投资主体对投资后果负责，此为铁律。如果如地方政府一样，举债投资却无须为经济后果负责，固然可以实现短期的增长，但却是以资源配置恶化为代价的。

破除这一困境恐非朝夕之事。长期来看，还是要理顺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权责划分；而短期内可以着手的，是做实地方人大，完善人大对预算的监督职能。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