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系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系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之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目前，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办事的人，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付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不得不以高价，甚至天价的财政支付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财政的国情力。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财政维稳。河北省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有多达78万人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维稳，是否符合中国的财政国情力，是否考虑到中国财政的承受力？这都是值得决策部门考虑、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百姓的承受力。资料显示，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相比之下，城镇社保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前提下、农村社保还没有全面推广的前提下，以此高额的天价维稳费，值得吗？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天价的维稳费抽一部分出来直接投入到民生工程中去，给老百姓直接带来受益和实惠。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每投放一笔的意义。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然而，我们投入归投入，花费归花费，我们细算过每一笔维稳费用吗，是不是每一笔都应当投、值得投、必须投、非投不可？如果，每投放一笔维稳费没有其可操作和可实用的价值与意义，则没有投放的必要。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寻常。“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已刻不容缓。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 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分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依笔者看来，维稳更应提倡节约成本，从而提高其维稳效率，不可全靠以钱养事、以钱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湖南津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高额的财政支付还不够的前提下，该市政府作出口中挤食的无奈之举，以此保证维稳经费。然而，这些“天价维稳”带来的社会效果又如何呢，不得而知？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稳定是否全靠金钱。今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已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这属于典型的“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举措。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是否需要民众听证。当前，由于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等现象，从控制和防堵角度入手的维稳是解决其突发性事件的唯一手段，导致维稳成本的上升理在情理之中。然而，成本的财政预算在某些地方已大大超过了一些民生项目的开支，如此看来，“天价维稳”的无限期投入，绝非长久之计。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维稳预算、维稳投入和维稳支出等现象，能否像其他民生工程项目一样，以“听证会”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或发布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或民众代表，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共同做出维稳预算、投入和支出的决策。以此群策群力，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如此以来，既让维稳在阳光下操作，又杜绝了暗箱操作之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完善和健全，这说明了，政府对百姓生活、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和保护。笔者想问，钱是维稳的唯一制胜法宝吗？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天价维稳”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天价维稳”何时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