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起，西安计划用10年时间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西安市文明办、市社科院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养培育对策研究》，对市民素质提出了基本标准，例如到2015年，一半市民能认500个繁体汉字和会说900句英语。（华商报6月22日报道）

这已经不是公众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了，也不是公众第一次见识官员的“执政魄力”了。在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迅速在各地蔓延，更有全国尽是“国际化大都市”的空前盛况。本来，如此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国人应该感到自豪和欢喜，然而公众更多的感受只有滑稽和无奈。透视这股国际化热潮，官员浮躁的执政理念和不切实际的城市构想是主要的推手。而更为可怕，还在于各地城市建设规划过程中决策的不民主不科学。尤其是作为城市主体的公民意志和利益的缺位。

关于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义，通说认为要具有超群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并且和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交流关系，有着全球性影响的国际第一流都市。换句话说，一个城市能不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并不凭由执政者或者当地居民的满腔热情和良好愿望来左右的。这是一个城市全方位高度发展的的必然结果，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经济的高度发达是一个国际化都市的先决因素。而这种成果绝非几年之功所能速成。纵观国内，能有几个城市达到这样的水平呢？很多地方经济连对本区域的辐射能力都十分欠缺更别谈国际影响力了。

其实，将国际化大都市的内涵规化为简单的几个硬性指标只不过执政者的一厢情愿。积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背后是执政者畸形的政绩思维和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势必会带来势必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只能是劳民伤财的不可持续。同时在积极建设能够带来政绩的语境之下，更多急需要投入的关涉公共利益的投入不可避免的将会被减免和侵占。这绝非善治。

作家冯骥才早就说过，中国某些城市的建设是由官员的意志决定的，进入最高层决策时，往往几个官员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的形态。说到底，畸形的政绩思维仍然主导着城市的规划建设。在各地“国际化”热潮的背后，是作为城市主体的公众意志和公众利益的缺位，而这在真正的国际大都市里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反映出，各地在政治领域上与国际大都市的巨大差距。相比较于遥不可及的国际梦，更为现实的医疗、教育等领域投入不足的现状更应引起政府的关注，全国尽是“国际化大都市”只是一个尴尬的国际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