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颁出，照片《挟尸要价》以全票赢得最佳新闻照片奖。《挟尸要价》照片的获奖，引来一片质疑之声。次日，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李玉泉发文称，《挟尸要价》被误读。面对质疑之声，作者有提供了当时现场的照片释疑（见8月21日《红网》）。

在作者提供的照片中，有一张是这次组织打捞的老板陈好，在收取长江大学筹集的打捞款的镜头。如果不是针对这次质疑，这张照片有可能难见天日。作者多次参加摄影比赛，为何多次将这张照片弃之不用，这个镜头不是正可以展现组织打捞尸体的老板的贪婪吗？

《挟尸要价》展示的是渔民向校方索要打捞款的场景，在这个事件中渔民只不过是一个配角和道具而已，而这个件事真正幕后老板则是陈好。而且去年就有媒体报道，该地的捞尸业务已经被这个老板所垄断，任何人别想在此染指捞尸业务。也就是说陈好在组织捞尸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见利忘义的性质，更有一点垄断当地捞尸市场的“黑社会”性质。然而在这个记录历史的镜头里，这个应该被钉在历史耻辱上的主角却被忽略，而受陈好控制的渔民却成了这个事件的主角，难道曝光渔民《挟尸要价》更符合“新闻暴力学”的原则吗？

近年来养生很受人们追捧，许多养生大师也是层出不穷。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绍龙观的住持李一，从一个街头卖艺的杂技团长、被追债的失意商人，变身“道教领袖”,在其成名的过程中曾得到多个“贵人”的帮助，一名时任重庆副市长的官员打招呼为其获得重庆两座寺庙的管理权。这位重庆副市长姓氏名谁，不仅地球人猜不出，恐怕是火星人也琢磨不透。正是这位副市长扶上马送一程，才使得李一名声大振要风得风，正是这位副市长养虎为患，才使得李一如虎添翼。然而最后虽然围绕在李一身边的那些明星被一一曝光，而这位副市长却成了“无名英雄”。

这就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潜规则”。媒体若报道某局的正面新闻，必称是本报记者采访某局副局长王二麻子。媒体若报道某局的负面新闻，必称是本报记者采访某局王副局长，或者是本报记者采访了该局副局长。王副局长还能让人有猜想的余地，而该局副局长连让人猜想都成为高难度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强权面前依然是弱势群体。然而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媒体对于比自己还弱势的群体，下手更狠。媒体上的社会负面新闻，市民张三、李四有名有姓确凿无疑。对于老百姓的负面新闻，不仅市民的姓名俱全，而且洋洋洒洒几千字，有时在文章的最后不妨再来上一篇短评。对于普通人的负面新闻，恨不能剥光被报道者的衣服，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裸体，而报道的事件不过是市民上车没有按顺序排队，骑自行车闯红灯之类的问题，媒体如此“抓小放大”，可以说是“新闻暴力学”的规则。

媒体是社会公器，本应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然而媒体为何对于官员和强势群体，在进行负面报道的过程中多有禁忌。而对于普通市民的负面报道，却毫不留情直呼其名。媒体报道负面新闻，看人下菜碟。对于弱势群体，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到底是何居心？中国自古就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为何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在权贵面前却发生了惊人的逆变，成了：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