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却异化成申请执行人的事。司掌执行权的法院，在强制执行上建树不多，却叫难叫苦不迭。比如，表面的“难”有“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难找、执行协助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等林林总总。深层次的“难”，还有地方保护、部门利益等不一而足。应该承认，上述“难”与“苦”，多数都是实情，要改变需要时间。但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他们往往没有时间。钟光伟的最终妥协就来源于他不得不面对的困境：频繁的举债、沉重的病体、艰难的维权、等待上学的孩子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们能理解绝境中的申请执行人为何要“以命来换执行”——因为“别无选择”。但对于法院来说，有多少“执行难”到了“绝境”的程度呢？我们应该追问，法院是否已经穷尽了法律规定的执行手段。除了那些确无财产可执行的个案之外，其他案件的执行应当说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并不乏解决之道。比如，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严重阻碍民事裁判执行的，法院可以依法对责任人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还将触犯刑法上的“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在失去人身自由与履行法院裁判的单选题面前，相信绝大多数被执行人都会选择后者。问题是，为什么法律专为保障裁判执行的这些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很少被适用。当法院并未穷尽法定的执行手段时，还有何理由抱怨“执行难”？

申请执行人因生效裁判迟迟得不到执行，而陷入绝境，这是司法之耻。如此执行和解，实则是对抗拒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老赖”们的公开鼓励。长此以往，只能令执行环境恶化、司法公信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