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1月14日正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杨玉良院士履新两周年。昨晚，在和媒体共聚一堂时，这位自称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分享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教育、复旦精神以及治校的独特理念。据介绍，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杨玉良表示：“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12月31日东方网）

长期以来，只要提到高校自治和大学精神，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政府放权和大学自治。可是，很少有人想到，其实在政府放权和大学自治之间，还有一道难于逾越，又非逾越不过的鸿沟，那就是限制大学校长（含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讲，限制了大学校长的权力，也就等同于促进了大学自治，也即，限制校长权力一小步，大学自治一大步。

把限制校长权力和大学自治接连起来或许不大好理解，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路，那就是从政府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自治。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是如何实现对大学的管理的？显而易见，有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制订规章制度等来实现对大学的宏观管理，其二，通过任命校长等行政官员来实现对大学内部事务的具体管理。不难发现，不管是宏观管理也好，微观控制也罢，大学校长在履行政府“投资人”角色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又无可替代的作用，说得不动听一点，大学校长其实是政府对大学实现控制的工具。这么一来，限制了大学校长的权力，当然就无异于制约了政府对大学的不合理干涉。

于是，具体到大学自治和培养大学精神方面而言，当下最迫切的问题与其说是政府放权，还不如说是限制大学校长的权力，因为限制了校长的权力，自然就切断了政府对大学进行过多干预的力臂，大学自治的土壤才能够得以培育和肥沃起来。

为了让限制校长权力能够坚持下去，制定大学章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根据大学章程抓紧着手建立大学分权（主要表现为校长和教授间的分权）和教授治校的体制和机制，正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没有大学分权和教授自治这一实质性的内容作支撑，限制校长权力和大学自治充其量只能是空中楼阁，拿来摆弄几下，虚晃几招或许可以，却经不起时间考验，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

所以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以复旦大学限制校长权力为契机，通过培育相对宽松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使大学得以实现从校长治校到教授治校的顺利过渡，由于校长治校的根深蒂固，这一过程既怠慢不得，也操之过急不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限制校长权利一小步逐步成长为大学自治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