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制度设计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通过征收高额遗产税和鼓励慈善捐赠，可以传给子孙的财产会受到一定限制，这样不仅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富二代”们的人格成长和自我实现；通过民主选举、公开公正的行政程序以及司法和舆论监督，“官二代”们无法直接“子承父业”，若有从政的志向，需要参与公开的竞争。父辈的荫庇，主要体现在为“二代”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上面。

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德国思想家韦伯曾预言：“教育专享权将创造出一个有特权的‘种姓’。”晚近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则用“社会炼金术”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法国精英阶层以教育为“老君炉”而成功地将物质资本冶炼为文化资本的过程。实际上，欧美的精英学校对学生极为苛刻：非常人所能承受的阅读量和严酷的体能训练使得成为“继承人”也得付出代价。

从资本和权力在家族内部的直接转移到以教育机构为中介的间接转移，是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富裕或有权势的家庭可以将子女送到精英学校读书，而这些精英学校的毕业生转而占据政商要位，这在欧美各国极为常见。这种间接转移有几个好处：一是其溢出效应可以在边际上使部分平民子弟受惠：上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不光是权贵子弟，个别的奥巴马式人物在付出更多个人努力的情况下也有机会沾点儿“贵族教育”的光；二是权贵子弟经过一番精英教育的洗礼，好歹也能添些才干本领，不至于是草包一个；三是教育本身会因此受到重视，有助于社会整体的文化进步。与之相比，财富和权力的直接转移除了对个别私人有好处，对整个社会的公共福祉毫无益处。从自身利益着眼，特权阶层也得把握点儿尺度，总得干些对社会也有点儿好处的事情。

在中国，如今这种“隐性世袭”与大学扩招和学历贬值等同时出现，让群众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转移。从最近的“定制招聘”事件来看，获得照顾的官员子女的教育背景恐怕都“不足与外人道”也，不然也不至于劳烦父辈们煞费苦心地设计“非请莫入”的幽暗竞技场，搞得一旦曝光就惨不忍睹。这种损害政府正当性和公共治理合法性的“隐性世袭”，误国又误民，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