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题为 《工资涨声不断，直逼温州企业生存底线》的消息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在春节后企业开工之际，温州出现了严重的用工短缺，近七成企业缺工严重，有些岗位甚至出现了“1个工人10个企业抢”的现象。

为此，温州的企业迅速提高了工资，今年企业开出的平均工资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6.93％。对企业来说，目前的工资水平已经达到了很多企业所能承受的极限水平，如果工资水平进一步上涨，很多企业就将陷入亏损甚至可能破产的窘境。但这并没有吸引来足够多的工人求职。这一现象并非温州所独有，春节之后，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传统的劳务输出省份也开始力图留住属地劳工，农民工从内地省份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的传统趋势也出现了逆转，更多的农民工开始选择在本省就业，用工荒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近几年来，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否已经走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引起了学界和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所谓“刘易斯拐点”，指的是在后发国家，由于工业发展水平不高，工业部门所能吸纳的就业很有限，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时候工业部门只要开出略高于务农的工资水平，就能吸引到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成之前，工资水平都不会提高，只有在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成之后，工人的工资水平才会进入上升通道，这个节点被称为 “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出现的用工荒可以表明，经过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转移过程终于快要宣告完成了。

于是可以发现，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工人的工资水平是极低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过程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劳动力成本极低，同时转型国家资本相对稀缺，企业必定会选择低资本和高劳动力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来组织生产，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也的确如此。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企业会选择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成本低廉，产品也将在市场上具备相当强的竞争力。这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