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他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超过贩毒。

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这种暴利引起公愤，有如下原因：一者，人们难免担忧，在可媲美贩毒利润的巨大诱惑下，一些医生会否利令智昏，毫无职业底线，甚至趁病人之危，给人装上不必要的心脏支架？二者，对某些必须安装心脏支架的病人而言，其质量是个问题，如果装哪种支架与回扣多少挂钩成为行业潜规则，患者如何能打消“花钱买劣质品”的疑虑？

我们能接受医生凭借好手艺救死扶伤而获得高收入，但却很难接受这种发“人难”财、通过卖“天价”药品或器械来致富的行为。根本而言，它是医生的耻辱，也是整个社会的灾难。

是什么把医者推进了“黑色轨道”？答案是“过度医疗养医”。当下各地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态度是，不够钱，只给权：你想怎么干都行，能赚钱养活自己并且不添乱就好。这种办法也被很多医院用到对医生的管理上：医院开出低工资，医者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就得自己想办法。对医者而言，在诊疗费、手术费低廉的现实下，选择依靠卖药物和器械获得高收入，是最可行的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

解决这种困局的关键在解决养医问题。政府责任应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加大卫生财政投入力度，改变公立医院主要靠掏公众荷包存活发展的局面。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就提出建议，选出3000家左右、完全靠国家财政扶持的公立医院，其他绝大多数医院靠引进社会资金发展。其次，政府卫生部门在医疗行为管理上必须转变方向，改变只放权不监管的态度，通过严格执法，予以那些滥用药物与器械、收取回扣的医生严惩，甚至考虑吊销其执业资格。最后，还要对医生收入模式进行根本改革，应按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来收取诊疗费用，根据病情复杂程度以及疾病类别设计收费标准。

要真正摆脱医院及医生们对药物器械的“过度依赖”，必须设计新的医院管理模式。很多时候，公立医院“不公益”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只有从根源上铲除“过度医疗养医”的土壤，问题才可能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