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个北大的例子。北大里与季羡林先生并称为国学大师的张中行，做大学生时就和17岁的北漂杨沫——也就是后来《青春之歌》的作者——同居了，并生下女儿。张大师的学问成就，未必与当年的少年不羁有关；但一个不许学生抱怨两句“食堂又涨价”的大学，铁定培养不出大师。古诗有云：“斧斤所赦今参天”，今日北大校方的“会商”不知会砍掉多少本该参天的大树。

其次，这次北大的“偏激门”，突显了大学的衙门化。这次的“会商制度”直接管到学生的“思想”上，伤及北大自由办学的灵魂，却是校内的衙门——学工部提出来的。可见，教授治校、学术独立神马的，都是浮云，学工部才是王道。

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让大学里的“官员”变成风险规避者，说白了：学生有多大创新成就，不是他们的功劳，但出了事就是他们的过错。所以，如今虽然十个大学里九个半把“创新求实”什么的作为校训，可没几个大学的“官员”希望学生整出“妖蛾子”，给自己惹麻烦。以后不要说有什么行动，就是仅仅在思想上“偏激”，也要被校方“会商”一下。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在一个不宽容、没有异端的权利、整齐划一的时代里，只能产生金字塔、兵马俑，唯独产生不了伟大的思想，以及独立的人格。

容不得“偏激者”的北大，还是那个国人共同景仰的思想家园吗？试问今日之北大，竟是谁人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