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盛产谣言的国度――因为中国的历史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难得有长久太平的时候，人们不管身处乱世还是太平之世，总是缺少安全感，是故才会生出“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的感慨来。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一文中，也曾将中国的历史诠释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种“一治一乱”的循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如卡普费雷所言，“到处弥漫的焦虑，或者失望，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受到抑制、疏导和给予合法地位的仅仅是其表达之方式。它们首先体现在窃窃私语之中，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变成谣言。”

美国社会学家 T·布塔尼认为，“流言是一群人在议论中产生的临时新闻，它起源于重要的事情而公众又缺乏充分的信息，于是需要用集体的智慧对之寻求并做出解释。”质言之，即“谣言 ＝（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谣言是这个世界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字出现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但社会发展到了现时代，功能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的出现却并未能消灭谣言，相反却成了孳生谣言的温床。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并未降低大众对信息的饥渴（问题的重要性），却刺激了大众对更多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海量的信息流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大众搜索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真实信息的成本，这一现状与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不对称一起，共同造成了事实的模糊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被谣言重重包围的世界。

如果我们抓住T·布塔尼对于谣言的定义，即“一群人在议论中产生的临时新闻”中的“议论”两个字，可以发现除了“信息不透明”之外，谣言在中国社会特别繁盛的另一个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重要原因――既中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如何讲理”，所以，在日常的“议论”中，往往会滋生出大量的谣言来。

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生为中国人，经常会遇到这种“有理讲不清”的尴尬――无他，大多数国人要么根本不讲理，要么根本不知该如何讲理。关于这个问题，殷海光先生曾在《创设讲理俱乐部》一文中写道，“过去，中国社会里人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可以拿道德责备他，可以拿礼法约束他，可以动之以情，可以诱之以利，可以临之以威，但要和他说理，却十分困难。”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身为“时评人”，我对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讲理感触尤深。我写评论一向坚持“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原则――绝不说任何缺乏事实支撑或经不起逻辑核校的过头话。当然，作为“时评人”，一般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也就只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读文章很刁，一般不读49年后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写的东西，可因为在时评圈子里混的缘故，不免也读了不少其他“时评人”写的评论，却很难读到一两篇写得有理有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