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外宣办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通报了中国共产党90年来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情况。在回答官员财产公示时间表的时候，他认为官员财产公示目前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第二个是信息统计的体系，没有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施起来是很难的。”(6月23日《新闻晨报》)

是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确是热点问题，而且已经热了很多年了。2009年两会之时，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就曾表示，“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和论证这件事情，正在想办法制定这个。”两年之后，官员财产公示从“正在研究和论证”变成了“目前条件是欠缺的”，也就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吴玉良副书记的此次通报表明，中纪委的“研究与论证”再次否定了制度的推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还在原地打转，仍无时间表。

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立法及制度建设，一直步履蹒跚。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便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4年，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直到20年后，虽常有地方政府进行一些突破和尝试，但全国范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仍然未能出台。这说明，财产公示制度之所以迟迟未能露面，并非论证不充分、条件不成熟，而是遭遇了人为的阻力。

当前推行财产公示制度的条件早已成熟。一是有国外大量的成熟经验可供借鉴：早在1883年，英国便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治法》；二是国内已经有了相应的实践积累。譬如：1997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出台，2010年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三是民意基础已经成熟。财产申报制度不仅为民众所热切期盼，一些官员对它的意义和作用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建立财产公示制度，的确还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相关制度的配套、执行成本，甚至人为的抵制等因素。但是，面对公民的知情权需求、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挑战，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成为紧迫的公共需求。一系列腐败个案表明，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缺失，不仅增加了查处腐败的难度和成本，而且容易诱发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推进包括财产公示在内的制度建设，已到了壮士断腕的时刻，要拿出90年前建党时的勇气。在如此紧迫的现实面前，财产公示久拖不决，所谓配套措施不健全，恐怕都是借口。

吴玉良副书记提到了“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的体系”。“信息统计的体系”，有国内外经验可资借鉴，也有财政支持。要建立这两个体系，关键在于全面公开和舆论监督——倘若官员财产不能全面公示、接受舆论监督，官场腐败恐怕很难遏止，社会底线恐会一再沦陷，社会诚信体系恐将永难建立。长此以往，官员财产公示也就陷入了“第二十二条军规” 式的悖论——要财产公示，却没有诚信体系；要有诚信体系，却没有财产公示。

倘若真是“对财产公布制度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恐怕有必要像代表委员建议的那样，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在宪法中增加官员财产公示的内容，以根本法的形式把它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也应修订《公务员法》，把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先纳入到《公务员法》中——财产公示是反腐倡廉绕不开的一环，必须尽早迈出勇敢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