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强奸”无证，“猥亵”之据何在

昨日，信阳市政府老促会办公室官员伍自权被告“强奸”一案有了最新进展，浉河区检察院以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罪对其批捕。检察院表示，经过调查，没有直接证据能证实伍自权实施了强奸，但其行为确实构成强制猥亵妇女。(12月6日《大河报》)

官员染指不光彩的事，总会产生舆论放大效应。伍自权若是个不戴帽子的平头百姓，这起情节严重落俗的案子应该都不能成其为新闻，既上不了报纸版面，更不至于惊动市委市政府。

历时近三个月，从“事件”演变成“案件”，伍自权如今已然回不了清白之身，无非是“强奸罪”与“猥亵罪”二者必居其一，一样的臭名，但两者在量刑上当然相去甚远。伍自权究竟有没有强奸，他自己最清楚。如果他真的没有干，那舆论就没有理由因为他是官员，“先入为主”地强逼他就范。不仅如此，我们甚至还可以探讨受害人小美蓄意“举报过当”又该当何罪。

反之，如果行为人的确干了，却死不承认，那该怎么办?当然不缺办法。司法不是吃素的，“零口供”照样可以办罪，只要证据到位。就像眼前，犯罪嫌疑人伍自权被定性为“强制猥亵妇女”，其本人是否“供认不讳”已经无关紧要，总得有相关铁证摆在那里。

我们不是业内人士，确实体会不到司法机办理此类性侵害案件究竟有多棘手，但是，某些常识性考量不能被完全绕开，间接证据层面上，它们甚至还应该有所担当。综观本案来龙去脉，案内案外有着太多的蹊跷之处，迄今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首先，强奸属于恶性刑事犯罪，警方立案的门槛究竟有多高?需要提供多大的证据量或多高“规格”的证据，才能立案侦查?自9月16日接到举报至11月21日长达两个多月时间，警方以“没有证据”为由迟迟不予立案，以及几乎未曾开展实质性侦查，这是否恰恰对相关证据的保全构成损害?

其次，警方明确拒绝立案期间，伍自权频频托人找受害者小美斡旋此事，意图“私了”，这算哪门子事?如此高度反常的“弦外之音”，司法机关何以充耳不闻?

再者，伍自权虽是老促会办公室主任，其实不是多大的官，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权，倒是与本案相关的另一人物袁某(酒宴参与者)，身为市委接待科科长，他的存在会不会、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案件走向?

更重要的是，此前两个月不立案，市委市政府一批示，竟然当天专案组就成立了，而且次日就将嫌疑人刑拘，如此“神速”乏善可陈。以“涉嫌强奸”立案，得出的结论降格为“涉嫌猥亵”，这种貌似“退二进一”的折中处置，是向法治交待真相，还是仅仅满足于向市领导交差?立案侦查之后，既然“没有发现”强奸的直接证据，那么猥亵的直接证据又何在?同一起性侵犯案件中，“猥亵”的证据与“强奸”的证据是各自为阵、绝对分离，还是存在重叠?

从去年曝出的“张丽平案”到今年的“戴套不算强奸”，一类的案情营造共同的“官官相护”之隐语。无怪乎本案受害人小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维权之艰。尽管当地高层严令“查清事实真相”，但我们有理由质疑，本案的事实真相远不是目前“猥亵”之罪名所能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