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红包”当从建立发现机制开始

日前，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赴基层调研时强调，元旦春节将至，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公开承诺抵制“红包礼金”，确保过一个廉洁节俭的“两节”。对领导干部违规收送“红包”、授意他人或单位赠送“红包”的，一经发现一律先予免职，再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12月20日《广州日报》)

近些年来，每逢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不少规定，对领导干部收受“红包”做出禁止性规定，有些地方还明确收受“红包”一律免职的“高压线”，应当说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从社会舆论反映的情况看，“红包”问题并未就此绝迹，反而更加隐蔽。因为“红包”问题中箭落马的官员，也鲜有报道。

领导干部收受“红包”本质上就是受贿的变种，其危害不言而喻，在此不再赘述。现在有一个要害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面对“高压线”的重拳出击，“红包”问题依然反而不败，斩而不绝？笔者认为，关键现在缺的不是教育、不是惩处，而是缺乏发现领导收受“红包”的渠道和途径。换言之，还没有建立起事先防范的有效机制。由于收受“红包”行为都是秘密进行，还盖上了厚厚一层节日“人情”的面纱，纪检监察机关很难发现这些行为，一旦东窗事发，往往也只能是“亡羊补牢”。

因此，要切实刹住收受“红包”这股歪风邪气，就必须将监督的关口前移，建立起发现“送红包”、“收红包”行为的机制。这种机制不能仅靠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必须多管齐下，充分利用每一种能够发现和曝光收受“红包”的途径。比如，加快财政制度改革，强化审计监督，从资金上断绝“红包”的财源，使公款送“红包”者无钱可送；认真清理各种资金来源渠道，杜绝设立账外账，坚决取消“小金库”，让“红包”开支无法列支；发挥各种媒体的作用，重视人民群众举报，使“红包”难以藏身，等等。广大的老百姓不仅是广泛的“信息源”，更是“红包”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内心深处最有杜绝“红包”的毅力与决心，我们所要建立和完善的制度就是要把监管的主动权交给这样的人，让无数双锐利的眼睛盯住领导干部的口袋。唯此，才能将事后监管变为事前介入，最大程度地遏制“红包”腐败行为的发生。

从长远措施和治本之策看，仅有发现“红包”的机制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增加办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人们“无需送”；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送“红包”行为的惩处力度，不让他们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得到的只有“钱财两空”、“钱官两空”的结局，使他们“不敢送”。相信一旦没了“送红包”者，“收红包”就难有市场，离绝迹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