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于丹”更要珍惜公共话语权

在中国作协公布的2012年拟发展会员的公示名单中，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位列其中。虽然公示时间已过，但对于此事的争议依然在发酵。众多议论声中，有对于丹与作协的直接质疑，甚至冷嘲热讽；也有人解释于丹已出版了几本作品，加入作协算是“名正言顺”。（6月17日《金陵晚报》）

对于“电视学术明星”，人们有着暧昧难清、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感受。易中天教授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调侃，有些人之所以送他一顶“学术超男”的高帽，并不是恭维他学术做得好，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隐喻他也会像“超男”、“快女”一样，蹦跶不了几天。

易中天也好，于丹也罢，“电视学术明星”早已从学术的“冷板凳”中解脱出来，进入大众传媒这一热门行当，“将大学讲堂搬到荧幕上”，以通俗的语言进行经验型知识的传授，缩短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连接距离。只不过，当学术遭遇收视率，当悬念制造成为惯用伎俩，当背后的利益链条若隐如现，“电视学术明星”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老百姓的“口水”——常识错误也好，语出惊人也罢，商业化和娱乐化成为两根最大的“软肋”。

在此背景下，“作家于丹”的新鲜出炉，迅速引发了舆论狂欢。其实，早在2007年，于丹就以1060万的版税收入，荣登“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位。公众的纠结点，显然并不在于“作家”这顶帽子，而是担心“电视学术明星”不遵循作家的角色规范，在商业浪潮中迷失主体性，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

社会学家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由知识建构的公共空间里，“电视学术明星”和“作家”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知识分子进行知识的传播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必须对话语权力进行自觉的维护。换言之，戴上“作家”新帽子的于丹，要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公共话语权。

为了推销新书，于丹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不论是上杂志封面，还是在知名网站上点评高考作文并向考生送祝福，抑或是在多家城市开讲座，她总是千方百计地迎合着潜在的消费者。学者身份和角色扮演的错位，公共形象受到质疑，才是“作家于丹”备受争议的关键。

曲意迎合也好，“互搭梯子”也罢，即使能牟取暂时的利益，也对长远发展不利。一心钻到“钱眼”的学者，必然会成为知识的“特洛伊木马”，造成公共文化生态的恶化。对于丹来说，遵循角色规范、珍惜公共话语权，远比贴上“作家”标签重要，也更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