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观改变的关键不在江湖在庙堂

国家体育总局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近日向记者表示“当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到达竞技成绩顶峰之后，奥运会的成绩诉求也已经完成，普通中国人对体育比赛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真正去欣赏竞技体育之美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带着为国争光、振奋民族精神的视角去看待体育比赛，而是真正为体育比赛的精彩和体育运动的魅力所折服。（7月8日《中国青年报》）

“举国体制”曾经帮助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事上赢得很多金牌，争得很多荣誉，但是，其在运动员权益保障、投入产出比、体育项目的普及、公众对体育项目的参与度等方面的不足，近些年来也颇受争议。近几年，一些未取得甚至取得过奖牌的退役运动员生活无着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让公众对动员员尤其是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问题产生质疑。更重要的是，一些曾经让中国代表队在各种国际赛事上争得无数金牌的体育项目，在普通群众中间却少有人问津。奥运会上取得的金牌越来越多，国人的运动量却越来越少，可供普通人运动的场地、设施也越来越少。

在“举国体制”这下，时时把金牌至上挂在嘴边的不仅是政府部门，还有承担着宣传功能的新闻媒体。公众从新闻媒体那里才能获得体育比赛的信息，但媒体提供这些信息无一不是奉行金牌至上的，媒体所提供的画面、声音、语言无不与比赛成绩、金牌数量有关，潜移默化之下，公众看待体育比赛的思维习惯也必然受此影响，以至于在国人的体育观里，结果比过程更重要，金牌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

但是，这不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那样的模棱两可的问题，而是可以明确地说，是先有了“举国体制”的体育竞技现状，然后才有的公众金牌至上的体育观，而非相反。也就是说，国人之所以有金牌至上的体育观，不是其自身的喜好造成的，而是“举国体制”下被动性的必然产物。

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体育理念上的差异，表现上来看表现在体育理念上，实际上表现在对待各种事物的方方面面。新生代的年轻人，更加注重个人权利与个人意识，正因如此，无论是参与还是观赏体育比赛时，他们都更加注重比赛给自己带来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主要是来自过程，而非结果。

所谓的“金牌少了人民不答应”，更多的其实是为“金牌少了领导不答应”找的一个借口。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多一些运动休闲的时间，多一些活动的场地，才是最实实在在的。如果在欢呼运动员们在国际赛事上取得金牌、获得大笔奖金的同时，自己锻炼身体所面临的切身问题却没有任何改善，这样的欢呼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喜的是，媒体对赛事过程的关注，对比赛中运动员和观众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关注也在悄然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举国体制”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毕竟，在公众体育观念已然变化的当下，只有“顺之者”才会“昌”——但是，改变推动力虽然在“江湖之远”，但是改变的关键却是在“庙堂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