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签收长江的“病危通知书”？

最近，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警示长江上游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一些珍稀、特有鱼类濒临灭绝，金沙江干流鱼类资源濒临崩溃。更有专家和相关组织称，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这无疑给这条中华大动脉发出了“病危通知书”，为长江生态保护再次拉响了红色警报。（10月20日《燕赵都市报》）

落木萧萧，长江滚滚。这是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大河，曾长期被誉为中国的天然鱼仓。如果说长江无鱼，就像说鱼米之乡无米一样——只是，前者已经是一语成谶的现实：中科院水生所等多家科研机构的长期监测数据表明，长江中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鱼苗出生量急剧下降，由上世纪50年代的300多亿尾降为目前的不足1亿尾；今年6月，长渔办组织科考人员，首次从湿地生态系统、水生生物多样性、环境流、水环境等四个领域对长江上游进行综合“诊断”。金沙江流域历史监测到鱼类有143种，但由于栖息地的破坏和丧失，此次科考三次鱼类资源采样仅仅发现17种鱼类样本。

长江没有了鱼，就像地球上没有了蜜蜂。这是生态崩溃的一曲挽歌，道理很简单：鱼类是长江上生物链中承上启下的环节——鱼类一旦消失，以鱼为生的其他动物将无法存活；若是没有鱼来吃掉水体里的浮游生物，江水也将彻底丧失重要的自净功能。一句话，鱼死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体系将全面崩盘。

有人说，我们今天已经无惧于说“长江已死”，不是大家盼着这条大江走向死亡，而是起于回天乏力的悲怆，已经无法靠涂脂抹粉来唤回一丝生气。

大凡了解或路过长江的，都不难窥见长江“病危”的肇因。一是长江沦为沿岸工业的“垃圾站”。仅2000-2005年五年间，流域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分别增长了136%、85%和49%。二是江域保护让位于水电开发。水利部科技司前司长董哲仁曾在长江论坛上直言长江上游水电开发无序，“对生态保护是在敷衍，没有考虑到要把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长江留给子孙后代”。三是经济活动不计后果。此前，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一名知名鲸类专家在看过鄱阳湖水面上近千艘千吨位的挖沙船后，惊呼这是她一生中见到的最为严重的人为生态灾难。四是滥捕而无节制的欲望。譬如中华绒鳌蟹在1986年的捕捞量是324吨，2001年产量不足1986年的1/20，及至今天，基本已经难觅踪迹。

无论生与死，说起来长江都是大家的。只是，当人人都伸手从长江攫取些什么的时候，肩负保护与捍卫之责的权力又在何处？长江固然是纵横千里、跨越流域的水体，但譬如排向长江的“三废”，总是能找到固定区划的职能主体。饮了长江水，却疏于保护长江，地方责任谁去“约谈”？在这个“领导小组”泛滥的行政框架之下，最需要协调多部门、多地政府的长江保护问题，似乎偏偏找不到统筹执行与监管的“小组”。生态环保组织的挽歌再悠扬，能替代了公权作为吗？

小水电站林立的长江、没有监管与补偿机制的长江，又怎会是从历史纵深处走来的美丽长江呢？今天的长江，已经难觅“春来江水绿如蓝”之诗意，也不是“渚清沙白鸟飞回”的单纯自然，如今，长江“病危”，这张触目惊心的“病危通知书”该传送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