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从“编剧作家富豪榜”品读出些什么？

12月2日，“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编剧作家富豪榜”新鲜出炉，该榜单首次将中国编剧的商业价值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出来。著名编剧高满堂、林和平、于正分别以3000万、2700万、2400万的编剧稿酬收入名列“编剧作家富豪榜”前三甲。（《大庆日报》2013年12月3日）

决定电影票房或电视剧收视率最关键的因素不是导演，不是明星，而是剧本。高满堂以饱满的艺术热情和责任感，身体力行地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剧作，以个体的不懈努力，为推动中国编剧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这次他荣登中国编剧作家富豪榜榜首，有力证明了剧本的重要性，也会极大提升实力派编剧的士气，必将引发中国文学、影视剧乃至艺术界对编剧群体的瞩目、关注和尊敬，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一次关于编剧稿酬的里程碑的大事件。从这个意义来讲，推出“编剧作家富豪榜”不仅有商业和经济意义。

高满堂能够位居“编剧作家富豪榜”之首，不仅是对高满堂编剧艺术成绩的侧面肯定，更是高满堂编剧商业价值的体现，如果从1983年的《荒岛上的琴声》算起，高满堂的编剧生涯至今已整整30年了。《北风那个吹》、《闯关东》、《钢铁年代》、《我的娜塔沙》、《温州一家人》、《闯关东前传》……这些家喻户晓的作品中，高满堂总是能够以艺术的正能量，将观众的影视剧心绪一次次地拨动起来，并能够引人入胜，乐此不疲，与其说是影视剧的精彩，倒还不如说是编剧的高明和智慧，高满堂的成功，也是名至“钱”归。

但是，高满堂成编剧作家首富，其“一枝独秀”也并非代表整个编剧行业的“春色满园”，一枝独秀不是春，高满堂成编剧作家首富也仅仅是说明了一线的实力派编剧的饕餮盛宴，更多的二、三线乃至更多名不见经传的编剧们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别的且不说了，电视剧《牟氏庄园》女编剧王伊因向剧组讨薪遭制片方人身安全威胁；编剧谭岚在微博上直播她与国龙公司因剧本《家有双妻》署名权而引发纠纷；《楚汉传奇》编剧汪海林也在网上晒出了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剧本；编剧李亚玲终于打赢了《北京爱情故事》的著作权官司……编剧的合法权益屡屡被侵犯，编剧道德创作之路之坎坷和举步维艰可见一斑。

这还罢了，还算混的不错，更有不少编剧现在都还处于无单位、无保险、无保障的“三无”状态，那些还未出名的编剧，常常是很多人租一个房间，吃糠咽菜搞创作，还要看投资方的冷脸。这种清苦和寂寞，一般人很难体会。不少长期默默无闻的无名编剧最终沦为枪手，曾经有个著名导演看中了一位编剧的剧本，提出3万元购买，但是不给他署名。这位编剧表示可以免费提供剧本，只要个署名权，最终商讨无果。可以说，导演，制片人、投资方和观众对编剧的共同忽视，让更多的编剧沦落为“三等公民”。

高满堂获得了编剧首富，也是对广大编剧如何才能写出好剧本的反省和反思，高满堂写剧本真诚面对艺术，真诚面对生活，真诚面对观众，相比，追求剧本的大精神、大境界和大情怀。至今他还保持口述创作剧本和亲自饰演角色的习惯，张着耳朵张着心，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生活，再加上自己的真实感悟，才能创作出鲜活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但是，更多的编剧大家都急功近利，都要收视率，博眼球，要求快写、快拍、快播、快收钱，这‘四快’决定了编剧行业里，真正沉下心，真正用几年时间来打造剧的很少，在市场利益驱动下，缺少沉静、耐心、自我，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有人说量变可以质变，这个在其他行业可以，但文化产业绝对不是能够从量变到质变的。

我国近年来影视剧产量世界第一，质量过硬和有影响力的作品却乏善可陈，编剧“讲故事”的能力越来越受到观众质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搜狐网和民意中国网，对3002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5.9%的受访者觉得现在影视剧讲故事的水平差，其中48.6%的人直言“非常差”。78.3%的人认为，“功利浮躁，只重产量不重质量”是影响编剧讲故事水平的主要原因。造成影视剧编剧讲故事的能力差，首先是编剧缺乏深刻和睿智的生活体验。编剧应该和火热的生活一起跳动，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时俱进，善于扑下身子扎根于生活，对于生活的体验不能像蜻蜓点水，而应该像鱼鹰捕鱼那样善于潜入水底，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用民生的思维和人文精神来诠释生活，多接触能够代表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的人群，而不是喜欢闭门造车，按照自己的性子来，一时兴起，就把酒临风，写不能写之事，抒不能抒之情，吟不能吟之声，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至于什么法律伦理，行政美德，公序良俗，主流价值和社会责任感等等，早抛到九霄云外，讲不好故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