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半年我去希腊访问,当时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希腊人生活得十分悠闲自在。当地导游讲的一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此前刚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访,负责接待的一位希腊文化参赞感慨地说,希腊人都懂得工作的意义在于享受生活,但中国人似乎只知道工作,“就像我们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成天往山上推石头,石头推上去滚了下来,你们又接着推。这样做有意义吗?” 我得承认我理解能力肤浅:原来我认为西西弗斯成天往山上推石头,是在做苦力,天神对他贪欲和欺骗的惩罚是肉体性质的。现在才知道,其实西西弗斯所受的最大惩罚是精神上的痛苦——让他每天所做的事毫无意义! 传统经济学总是认为,劳动者劳动,是为了获取报酬。也因此,获得更多报酬,成了劳动者劳动的唯一也是最大意义。为了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管理者只需要在报酬上做文章即可。当代行为经济学则表明,获得报酬对于劳动者来说固然是最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劳动者还希望从劳动中获得其他满足:比如,对其能力的认可、对其工作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的肯定,等等。也就是说,劳动对劳动者来说,还有社会意义。 为了验证这点,经济学家设计了这样一组实验:请两组喜欢亲自动手装配的机械爱好者,让他们按要求组装一种小机器人战士。给付报酬实行计件工资制:组装好第一个机器人,工资是2美元;第一个装好后,会问你是否愿意组装第二个,组装好第二个的工资将减少11美分;以此类推,你每组装好一个,工资就会减少11美分。时间上没有限制,一直到你不想干为止,这时会根据你一共组装了多少机器人付给应得报酬。 第一组是“正常状态下”的实验。设计者让参与实验者把组装好的机器人调整到他所喜欢的“战斗姿势”,然后小心放进盒里收起来。参与实验者“好像在担负一项使命,一个接一个不停组装机器人战士”。结果,平均每人装配了10.6个机器人,平均拿到14.40美元回报。当组装下一个机器人的回报降到原来一半以下时,近70%的参与者还是选择继续干,而且每个参与者离开时都非常高兴。 实验设计者专门设计了对比组。在另一组实验中,参与实验者组装好第一个机器人后,设计者当面将其组装好的机器人进行拆解。面对参与实验者的迷惑,设计者说,“如果你还愿意继续组装下一个,就把这个拆解的重新组装起来吧。”以此类推,结果,这一组参与者平均每人仅装配了7.2个机器人,平均拿到11.52美元报酬。当组装下一个机器人回报降至原来一半以下时,只有21%的参与者还是选择继续干,而且每个参与者离开时都一脸沮丧。 上述实验的结果表明:同样的报酬条件,“有意义”条件下工作,劳动者积极性高,效率也高;而如果劳动者看不到工作的意义,或干脆抺杀劳动者工作的意义,劳动者积极性随之降低,效率也将随之下降。 由此,行为经济学家充分认同马克思当年关于分工会产生异化的观点。马克思当年认为,现代化大生产使分工越来越细,劳动者被固定在生产线上从事属于他的那一部分简单机械重复工作,看不到最终产品,与生产目标相分离,看不到劳动的意义,自然也就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 基于以上认识,高明的企业管理者,一定不能简单地把与员工之间的契约看成单纯“干活挣工钱”的关系,而应该同时赋予员工工作本身以“意义”。这不仅仅是从员工角度考虑,而是也可以提高企业效率,是一个双赢选择。 也是受此启发,我还想到,国家如果能在实践层面更多展示“中国梦”与每个公民“我的梦”之间的内在关系,一定能够更好地团结全体人民,使每个人一方面认识到实现“我的梦”的价值,另一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更加努力。 卢周来(经济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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