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招生监督员不应成“公关花瓶”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其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的网站上发布消息，准备面向社会公开征选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以参与监督本科生招生工作。

（1月22日财新网）

人大推出的社会监督员制度，是迄今我们能观测到的最为大胆之改革，值得喝彩。长期以来，高校招生工作严重依赖于内部监督，虽然校纪委、校监察处或许在严格行使职能，但其仅仅只是学校内部机构，而且级别往往逊于由学校最高领导挂帅的招生委员会，内部监督失效可想而知。在同一考区、统一考试与统一录取制度下，单个学校的内部监督风险不一定立即会暴露为问题，而在没有上级监督的自主招生中，单个学校这些弊端，则可能酝酿成重大问题。人民大学前招生处处长巨额腐败案，就是一例。而人民大学引入社会监督员，就是旨在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填补内部监督不足之缺陷。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神圣的社会监督员”的选任与职责之时，我们就难对这类“重大改革”再生“喝彩之意”。据报道，社会监督员主要职责有四：一为听取权，听取学校本科招生工作情况汇报；二为要求答复权，对群众反映问题要求学校做出答复；三为旁听权，可旁听有关会议；四为巡视权，可巡视网上录取现场。这四类权中，听取权、旁听权和巡视权，仅只是完成监督的基础信息工程，信息对称虽然至关重要，但却不等于监督权。于内部监督权相较，社会监督员的监督权，明显处于“无监无督”的状态。这样“空心化”的外部监督权，根本起不到有效补充与协作内部监督之效。

大凡监督权，必起于监督人选任中的“利益避让”原则，这才是合格的社会监督员之起点。在实际运作中，因考虑到利益关系变动因素，还要设置“监督员回避制度”，凡在被聘任的监督员中临时出现利益冲突之时，任何关系人都可申请该监督员回避。为了做到这一点，监督员选任工作中，越是由独立一方来主持，所选到的监督员的公信力就会越高。人民大学将选任的社会监督员，完全由内部人来选定，这使内部人有“收买”外部人信用的大量机会，导致监督失灵。而从监督权上看，监督权的核心就是对发现问题拥有自主调查与提出处罚建议的权力。没有此权，监督就是一种形式主义。一些陷入丑闻的机构，常推出“社会监督员”来修复形象。这类公关攻势，虽不伤大雅，但依然只是个“花瓶工程”。社会监督员唯有跳出“公关花瓶”，才会真正起到公众所期盼的社会效果。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