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为何害怕与“垃圾焚烧厂”为邻？

１１日下午，杭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５•１０”事件情况，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立毅表示，全程确保群众知情权，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成能求取最大 公约数的项目。发布会上，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立毅表示，垃圾焚烧厂项目从选址论证到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需要一个严格的论证、报批过程。针对民众的担忧，杭州市余杭区有关负责人１１日对记者表示，项目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５月１２日《北京青年报》）

应该说，对于一座垃圾焚烧项目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除了要求事件中实施聚众堵塞交通、毁坏公私财物、行凶伤人、制造传播谣言的人员投案自首之外，相关部门还能够从项目的立项、论证、报批流程的不足进行反思，并承履行完法定程序并征得民众理解支持。相比过往常见的生硬态度，官方的柔性回应，倒也令人刮目。

群聚作为民意的表达方式，当然可以有。但群聚行动显然应当有其边界，对于公共财物的损毁以及暴力打砸行为，显然逾越了边界，自然不应被纵容。不过，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及其动因，的确还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的出格行为来简单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法律层面的追责之外，对于事件成因的反思，其实更加急迫。

在村民看来，垃圾焚烧厂的秘密开工才是引发聚集事件的导火索。而此番官方回应将确保群众知情权，对项目进行严格论证，并承诺在未完成法定程序和征得公众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相信有望打消村民及公众的担忧与疑虑，从而在根本上消弭滋生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而类似垃圾焚烧厂选址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实并非国内所独有。在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历过风起云涌的“邻避运动”。社区民众因为反对建设垃圾填埋场，毒性废弃物处理场，受影响的民众联合起来对抗政府和开发商，使此类设施的兴建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邻避现象甚至愈来愈多的扩展到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中，如停车场，甚至流浪汉收容所等的规划选址，都曾遭遇邻避心理。

“邻避运动”并非反对公共设施建设本身，而只是反对其建在“自家后院”。这些反对的民众其实也心知肚明，垃圾焚烧厂这类公共设施，当然不能不要，不管是谁家后院，也总要选个地方建。从这个角度来看，“邻避运动”本身其实与环保诉求无关，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规避风险而已。

对国内民众而言，这一担心更非多余。因公共项目管理失当，监管缺位而导致环境污染，并对周边居民权益造成损害的先例，很大程度上正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根本诱因。可见，真正意义上消除“邻避心理”，绝非力排众议的说上就上，而更在于严格遵守立项、论证的程序，尤其是建立与民众的沟通机制，让民众充分参与其中。而获得项目“邻里”的信赖，又何尝不是公共工程上马的必要前提呢？

而在日本，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恰恰是与政府部门为邻，而不是靠近百姓民居，这或许不是为对“邻避心理”最有效的破除。连官方都不怕与这些“危险”的公共设施为邻了，长期以来笼罩公众心头的心理阴影，才有望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