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寻租源于市场经济的缺位

记者在北京、河北、江苏等地采访了解到，在各地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由于财政预算管理上的弊端及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资金管理问题突出，违规、垄断、暗箱操作、逆向选择等现象多发，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回扣高达40％，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恐将成寻租与腐败的新灾区。（7月3日《经济参考报》）

权力寻租与腐败更像一对孪生姐妹，在缺乏监管约束力的时候，权力更可能被物化，以变现的筹码出现在经济生活中。而此次公共服务购买上的权力寻租成为一种新的腐败方式，依托冠冕堂皇的社会组织或企业单位，一些政府在貌似合理的购买公共服务中，手攥选择权胁迫承担者给予好处。抛开制度监管上的缺失之外，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涉是造成公共服务寻租可能的根源。

是什么导致了公共服务寻租腐败乱象愈演愈烈？笔者以为，第一，官民对于寻租现象的默契遵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监督悖论”。大家都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甚至口诛笔伐，但往往事情到自己身上，却自觉遵守这样的“潜规则”、“老规矩”。我们不仅应对官员寻求权力出租的行为做批判、作斗争，更应该反思寻租对象的群体性失声。

其次，监管制度的缺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支出未能纳入统一的预算，购买服务的资金项目又极其纷繁复杂，即使公布于众，也较难看出端倪。怎么把政府的所有财政支出均纳入预算科目，同时如何让专门独立的审计部门对其评估、认证，这些问题是摆在当前解决乱象的重要课题。

最后，我国当前处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的阶段，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个别垄断行业的存在是阻碍市场经济充分发挥自身功能的两大因素。例如，前深圳市许宗衡市长，被人戏称为钱多、房多、女人多的“许三多”。这和他身兼多个要职，权力高度集中是离不开的。还有山西省朔州数亿元煤矿万元贱卖，对资源的独享性是“决策者”能把这样的“金山”送人的重要原因。

切断权力寻租的渠道，既是给人民愤恨腐败的一个交代，更是打击贪官污吏嚣张气焰的必要之举。一来，我们必须正视孟德斯鸠的箴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如何防止滥用权力，怎么做到权力约束权力，有必要成立类似于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这样强有力的监督机构，独立的机构是监管成败的关键。

二来，努力做到“市场的还给市场，民众的还给民众，社会的还给社会”。现在我们的政府更多扮演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给权钱交易带来极大便利，甚至存在政府官员直接将公共服务项目承包给自己家族的案例。把资源配置权一步步从官员手中剥离出来还给市场，这才能更从根源上消除了寻租土壤。

当然了，效仿香港的“高薪养廉”，适当提高官员待遇，满足其正当需求，从物质方面和精神要求上，双管齐下，这样能降低腐败对于官员的吸引力，腐败动机的下降必然也能减少寻租事件的发生。

正如吴敬琏所言，权力寻租是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结果。真正将索要回扣的手斩断，关键还是在于公共服务领域中市场的强势回归。用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关上权钱交易的大门，真正让市场调节公共服务，不仅杜绝了政府闲不住的手，还能保证公共服务项目的高效运行。阳光下的监督和市场自发调节定能联袂为政府购买服务保驾护航，使幕后权力不再成为公务消费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