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推广，自贸区有大未来

【今天的自贸区，就是那支奋击的“楫”，就是那张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

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自贸区试验溢出上海，迅速地向北、向南次第落子，进入更大面积的试验操作层面。

这个日子距离上海自贸区挂牌，仅仅一年半。当时，对中央“可复制可推广”的明确要求，以及自贸区试验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哪怕是自贸区改革漩涡中的奋楫者，都未必深刻洞悉其中深意。那时对自贸区最大胆的猜测，是将之比拟为上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和90年代开发浦东新区的里程碑意义。自贸区试验的目标被纷纷定位于经济层面：全球经贸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强国力推新一代贸易规则，中国打出“自贸区”牌，是为了抢占未来全球经贸规则主导权和自由贸易竞争制高点。

这当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现在，我们对自贸区试验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且回望一下中国改革史。1990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说过，“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两年后，他又在南方谈话中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希望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甚至是做“先行者中的先行者”；2015年，他又对上海同志说，要做“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并且提醒，“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时隔20多年，两位领袖相继将宏观战略的目光投向上海，且都落子“制度创新”。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繁复尖锐，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也再度到了艰难、关键的攻坚时刻。今天的自贸区，就是那支奋击的“楫”，就是那张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

它的意义远超经济层面。诸如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有序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基本制度业已形成……它们无不触碰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也进入了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绕不开的“深水区”。

而作为“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自贸区诸多改革，诸多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政府的自我限权，自我革命。

透视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给了市场主体地位，也给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权力清单，就是明确了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用限制权力来换取市场活力——我们形象地从中看到了壮士断腕的果决。过去，地方启动一项细小改革，“跑部钱进”很艰难；而今是国家十几个部委轮番跑“沪”，不断出台新的放权举措，速度与力度前所未有。约束与限制自己的权力，激发更大的活力，正是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这场变革，其作用一言以蔽之：撬动。当自贸区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布点，在上海不断扩容，标志着这场关乎政府功能定位和观念变革的试验，正渐渐迈出上海浦东那一隅。而四个自贸区或将开启各具特色的友好竞争模式，在更广阔的疆域和更久远的未来，让中国改革崭露新的锋芒、赢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