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到了重提教育惩戒权的时候

日前，安徽蚌埠市怀远县教育局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决定显示，因当地包集中学的梁老师在上课时，发现有学生在其背后贴了张“我是乌龟，我怕谁”的字条，还在上面配有乌龟形象，梁老师觉得受到侮辱，与这名学生扭打起来。6月4日，当地教育部门因梁老师体罚学生将其开除。（6月8日《安徽商报》）

老师不该体罚学生，这个共识似成常识。那么，学生羞辱老师呢？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即便今日告别了藤条戒尺，《虎妈猫爸》等热播剧，还是在提醒公众反思教育的尺度与边界。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惩戒权过格了，于是后来人本理念西风东渐，教育惩戒就矫枉过正，成了不能碰、不能言的“红线”。

梁老师言行失当，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他选择了被羞辱后的激愤，令恶作剧剑拔弩张。但不得不说的是：学生拒绝在恶作剧后写“情况说明”，这本身也是对师道尊严的挑衅；若教育不能以合适的权威对冲这种挑衅，其破窗效应必然会出现“师将不师”的结果。梁老师情绪失控、行为失范，但《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相较对梁老师的一次体罚就被教育部门和学校“顶格处理”，在“程序正义”上似乎说不过去。

说这些的意思，自然不是要为梁老师背书。失控的体罚固然值得警惕，但教师一旦丧失了合法惩戒的权力，在教育软骨之后，必然带来“学校弱势”、“校园戾气”两大后遗症。惩戒不等于体罚，如果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始终找不到合法惩戒的路径选择——要么教育软骨难强，要么教师委曲求全。是时候谈谈合法教育惩戒这个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