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让制度正义成为常态

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曾爱云、陈华章故意杀人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罪；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令被告人陈华章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自然、周清秀经济损失178142.8元。11年多前的“湖南湘潭大学研究生杀人案”，因为被告人曾爱云三次被做出判处死刑的判决，而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7月21日 中新网）

立足刑诉法视野，疑罪从无理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恪守疑罪从无理念，能够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避免公民个人权利遭受戕害。应该说，曾爱云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就是坚守疑罪从无理念的典型个案，对于今后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长期以来，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都是在证据方面存在瑕疵。比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案等等，都是在证据缺乏“三性”基础上，就作出了判决结果。十八大以来，之前很多冤假错案被纠正，疑罪从无得到了深入的贯彻和实施。根据统计，在近几年纠正的12起重大冤假错案中，仅有2起是因为出现了真凶，而另10起则是因为“证据不足”而纠正的。发生在湘潭大学的这起案件恰恰既不是“真凶再现”，也不是“亡者归来”，而是秉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的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判决。

然而，在惯性思维中，很多人对疑罪从无并不认同，而是坚持有罪推定思维。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具有不愿坏人逃脱法律惩戒的朴素心理，害怕存在“漏网之鱼”。当然，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却可能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误伤，甚至酿成不可弥补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坚持有罪推定理念，不仅可能制造冤假错案，还会变相鼓励酷刑与逼供行为。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诸多司法解释中，也不断重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让每个刑事案件都能成为铁案。应该说，报道中的曾爱云最终被判无罪，就是恪守疑罪从无理念的结果，从而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或许，对于舆论而言，犯罪嫌疑人走上法庭，就会被认为“有罪”。而且，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前置工作”，也对案件的最终裁判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对于法院而言，其并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是应该恪守疑罪从无原则，用证据和法律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当证据存在瑕疵，当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不能成立，无罪裁判结果的出现，应该被公众以及被害人家属所认同和接受。

公民权利面前，需要良性的制度设计，做到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从曾爱云个案中，我们感受到了“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地，这说明了司法机关办案理念的转变。无罪判决的做出，无疑凸显出了公检法之间相互制衡的本义，彰显出了证据裁判理念的重大进步，对于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示范作用。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在刑事司法领域，更应该通过疑罪从无原则捍卫公平和正义。肯定的说，在不断推进司法公开的当下，疑罪从无必将成为制度正义的基石，让公民个体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