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老太还是坏女孩？真相并不是这么简单

现场照片（图片来源：安徽网）

9月8日起，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一波三折。女大学生先是自称扶老太被讹，因现场处于监控死角，她在微博发帖寻找目击证人以证清白，不久有网友回复称愿意为其作证，但也有3名目击证人称女大学生曾承认撞了老太太。9月21日，淮南警方透露，经警方多方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袁某骑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女大学生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 

【质疑】

扶老被讹”事件，警方调查难服众？

龙泉派出所究竟是怎么“进行了多方调查取证”的？老人和女学生究竟是怎样的“相互有接触”？接触不等于撞人，过于中立的表达，难以佐证袁某该承担主要责任。而此前，最关键的监控已缺失，核心环节更是不清不楚，凭什么让袁某承担主要责任？

公众作为旁观者，他们需要靠证据说服，需要靠事实说服，也需要靠严丝合缝的逻辑说服。可惜，淮南警方无法满足公众最迫切的知情权，于是必然遭受如潮质疑。当然，淮南警方有苦难言，也许没有视频，便只能求助于旁证。基于公众的不信任，淮南警方更要如实阐述多方调查取证的具体过程。 >>>阅读全文

【反思】

老人问题需要关注而不是炒作

这起事件，在过去的十多天里，舆论场对此事始终抱持热情，无论相关调查有所进展还是延宕。这种沸沸扬扬的不断加温模式，早已脱离了纯粹的究其真相，炒作成为了推动持续关注的主动力。如果由此对相应的群体作一个笼统的判断，恐怕谬之甚远。

炒作越来越频繁地运用于各类报道、编辑中，可能是针对某个个例，也可能是对一个群体。仅就老人而言，近年来我们常听到的“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伪命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由同质性负面报道汇集、推论的结果。但事实上，这样的判断符合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吗？ >>>阅读全文

【观点】

离不开摄像头的社会是可怕的

遗憾的是，随着摄像头这一公正的监视器的失效，事件真相的揭示就只能回归最基本的“证言”，而不再关乎技术。然而，让人说真话却好像变得越来越难，对信任危机的反复讨论一再触碰到当前社会道德良心的敏感议题，这本身就引人深思。

摄像头固然能派上大用场，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监视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监控设备的使用只是维护治安和司法取证手段的一种补充，对于情况复杂的现实生活而言，摄像头无力充当全能之眼。那些隐蔽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也许没有摄像头，但不能没有明辨是非善恶的约束。人的道德良知是维护社会运行的重要柔性力量，是法律和摄像头都无法取代的。 >>>阅读全文

不妨以善意揣度“撞人者说谎”

在一些被扶老人“讹人”的案件中，除非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老人是故意讹人，否则就不能排除，有些老人摔倒后意识模糊，高度惊恐之下出现误记、误判或错觉，他们“讹人”未必有多大的实际恶意。同样的，女生袁某撞老人后说谎，称自己是扶人被讹，除非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她是故意说谎，否则就不能排除，袁某有可能是没有明显感觉到自己撞了老人，但在看到老人倒地并扶起老人之后，内心十分惊恐惶惑，对自己到底有没有撞到老人没有把握，因此出现了先承认自己撞了人，后来又矢口否认的变化，她的说谎未必有多大的实际恶意。 >>>阅读全文

【深度】

面对老人摔倒让想象慢点走

这些年来发生的“扶不起”报道，内容有真有假，剧情有顺有逆。但几乎每一起报道出现后，很多人不辨真假，而是第一时间选择相信“此事必有蹊跷”，扶人肯定被讹。可是，所谓的“扶不起”，到底是真相还是想要的真相？有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第一时间的迎合和判断本身就是一种问题？

有什么样的道德想象就有什么样的道德风貌，如果都认为“扶不起”，那就只能出现“扶不起”。面对老人摔倒，能不能让情绪和想象慢一点走，不要偏听偏信，更不要搞“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一套。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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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扶老被讹”事件，警方调查为何难服众

王石川

9月8日起，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一波三折。9月21日，淮南警方透露，经警方多方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袁某骑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女大学生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

至此，“称被讹”事件仿佛已逼近真相，尽管警方调查结果并非一锤定音，但可确信在舆论紧盯之下，相关调查过程不会是轻率的，调查结果也不会是草率的。但是，面对警方公布的结果，不少网友仍认定袁某被讹了。为何如此？恐怕与警方通报语焉不详有关，寥寥几句话，既无细节支撑，更无详情披露，只是简单地给出结论，让人难以信服。

更何况通报的表述过于模糊，比如，龙泉派出所究竟

是怎么“进行了多方调查取证”的？老人和女学生究竟是怎样的“相互有接触”？接触不等于撞人，过于中立的表达，难以佐证袁某该承担主要责任。而此前，最关键的监控已缺失，核心环节更是不清不楚，凭什么让袁某承担主要责任？

没有争鸣，就没有共鸣；没有了解，就难有和解。公众作为旁观者，他们需要靠证据说服，需要靠事实说服，也需要靠严丝合缝的逻辑说服。可惜，淮南警方无法满足公众最迫切的知情权，于是必然遭受如潮质疑。当然，淮南警方有苦难言，也许没有视频，便只能求助于旁证，通过所谓的“多方调查取证”来认定袁某负主要责任。基于公众的不信任，淮南警方更要如实阐述多方调查取证的具体过程。

撇开这些质疑，我们还应该回到事件的原点，有几个问题同样值得讨论。

其一，“称被讹”事件刚一出现时，为什么不少人本能地认定袁某冤屈，老太讹人？不得不说这是基于“经验”的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其实并不符合逻辑，甚至有些无理。一旦人云亦云，就可能伤害无辜。类似教训不胜枚举，我们理应节制冲动。

其二，警方的调查结论到底可不可信？警方当然有可能造假，有可能偏袒某一方，问题是，淮南警方敢不敢冒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与正义为敌，与网友为敌，与事实为敌？淮南警方调查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媒体聚焦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造假的勇气有多大？

其三，的确有被扶老人讹人，那我们是不是就该永不扶人？这是报复谁呢？对淮南警方的调查，有网友说：不管是不是袁某的责任，以后老人跌倒了都不要扶，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如此情绪化，是跟谁赌气呢？谁能保证自己的父母不会跌倒，谁能保证自己年老了不会跌倒？

真相仍在路上，吁求淮南警方公布更全面的调查。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节制愤怒，理性看待这个世界。“灯火趋暗，你在何处”，如果光抱怨老人有多坏，看不到老人有多好；如果光指责社会有多糟糕，而忽略了自己的责任，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变好？（京华时报）

老人问题需要关注而不是炒作

付小为

连日来有几则新闻陆续曝出：山东老人弄脏公交被驱赶、安徽老太与男子公交对骂扭打、湖南女子公交占两座并推倒老人。本来只是见诸不同报纸的小篇幅社会新闻，经门户网站罗列摆放在一起，其间的共性和联系性顿然清晰。

老人是这些事件的重要一方，他们在不同的故事中或弱势或强势，而将这些新闻“归类”，大概是为了让这些现象愈显突出，甚至隐性地提出一个问题，老人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是不是哪里不对劲了。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结构的过快变化与现代生活、传统观念、政策宏观规划之间的不协调，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老人问题”，不仅社会对“老”需要有观念上的再认知，如何合理分配各类资源，在让老人能够安享晚年的同时又不至于挫败年轻人的积极性等，也是值得思考的重要方面。然而，回到舆论视角，我们看到的是，走在老龄化的核心问题之外，媒体所关注的“老人问题”好像是另一回事。

这些年，以“老人”为主角的新闻确实不少，一些时候，他们受了委屈、伤害，另一些时候，他们又好像蛮不讲理，成了他人生活的麻烦制造者。相同的是，这些消息往往扎堆出现，彼此相互佐证似的，引导社会判断走向某一个方向。

就像刚刚落幕的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事件，在过去的十多天里，舆论场对此事始终抱持热情，无论相关调查有所进展还是延宕。这种沸沸扬扬的不断加温模式，早已脱离了纯粹的究其真相，炒作成为了推动持续关注的主动力，一时间，各地也顺势“补充”出几条似是而非的老人倒地新闻。

如是蜂拥而上的报道，总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舆论场的能量，形成一个共同的声音。比如老人讹人，又或者年轻人不尊重老人。并且每种情形，都仿佛挟社会主流之势。如果由此对相应的群体作一个笼统的判断，恐怕谬之甚远。

拿前面的几则公交事件来说，很遗憾，我们生活中无法杜绝类似的事，但必须说，它们肯定不会是生活的主要部分，而它们共同呈现的争执、蛮横、霸道，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对象恰巧是老人，但未必针对老人。而经由媒体的刻意安排，却归入到老人讹人事件后的又一类“老人问题”中。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炒作。

为了吸引外界注意，炒作越来越频繁地运用于各类报道、编辑中，可能是针对某个个例，也可能是对一个群体。仅就老人而言，近年来我们常听到的“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伪命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由同质性负面报道汇集、推论的结果。而同样的方式针对任何群体，少年、青年、中年人；教师、律师、官员，都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群体的负面形象，但事实上，这样的判断符合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吗？这样的炒作方式一旦变成媒体从业者的习常，不但模糊着人们对基本面貌的判断，更无形中助长了比坏、比劣，让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长江日报）

离不开摄像头的社会是可怕的

李杏

近日，安徽淮南一名女大学生自称扶老太被讹，因现场处于监控死角，她在微博发帖寻找目击证人以证清白，不久有网友回复称愿意为其作证，但在此事的最新进展中，有3名目击证人称女大学生曾承认撞了老太太。

又见疑似扶老人“被讹”事件，在微博传播力的推动下，原本并不复杂的一起纠纷迅速成为热点话题，引发众多网友关注。不仅女大学生和老太太家属各执一词，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事情经过描述，在监控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相继出现的证人做出的证言也互相矛盾，令事件真相愈发扑朔迷离。

目前，淮南警方尚未给出最终调查结果，究竟孰是孰非还“说不清”。但就现有的条件来看，由于线索断在了监控这个关键环节，对事实的调查似乎就此陷入了僵局。换言之，一旦最有希望留下“铁证”的摄像头没有捕捉到现场画面，即使找到更多目击者，似乎都很难改变此事陷入“罗生门”的困境。

到底老太太是怎样受的伤，女大学生有没有碰撞到她，当事者之中必然有人隐瞒了实情，这只是基于逻辑所能下的判断，网络上的各种讨论与推测也都只能止步于此。遗憾的是，随着摄像头这一公正的监视器的失效，事件真相的揭示就只能回归最基本的“证言”，而不再关乎技术。然而，让人说真话却好像变得越来越难，对信任危机的反复讨论一再触碰到当前社会道德良心的敏感议题，这本身就引人深思。

近年来，社会上时常发生一些影响较大又始终真相不明的事件。对此，很多人呼吁要动用技术手段取证，用拍视频和设监控等办法保障公正，日益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也的确能在很多时候派上大用场，对摄像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仿佛没了摄像头就无所适从。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有些公共事件中，在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环节，摄像头总是恰当地出现故障。

摄像头固然能派上大用场，但值得警惕的是，被摄像头“监视”习惯之后，一些人似乎掌握了一套行为模式：在被“观看”的情况下不敢轻易越矩，可一旦脱离了监控的视线，就变得毫无顾忌，甚至丧失底线。令人担心的是，离开了摄像头，有人就可能忘记了摸着良心讲话，为了逃脱责任而毫无愧色地说谎，甚至为自己得以颠倒黑白而沾沾自喜——一个社会少了摄像头就是非不分，真相难求，这种安全感和信任感的丧失令人不寒而栗。

摄像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监视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监控设备的使用只是维护治安和司法取证手段的一种补充，对于情况复杂的现实生活而言，摄像头无力充当全能之眼。那些隐蔽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也许没有摄像头，但不能没有明辨是非善恶的约束。摄像头所扮演的，其实相当于一个监督者的角色，而这种监督的更大意义，不在于简单的威慑，而是让道德规范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的道德良知就是维护社会运行的重要柔性力量，是法律和摄像头都无法取代的。（长江日报）

不妨以善意揣度“撞人者说谎”

于骞

9月8日发生在淮南师范学院门口附近的这起交通事故，从女生袁某发微博称扶老人被讹，求目击证人为自己证明清白开始，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切。袁某讲述的自己的遭遇，符合近年来社会上讨论、反思的“扶老人被讹”的故事框架，一下子引起舆论的强烈共鸣，激发了很多人心中的道德义愤。人们一边慨叹“世风日下”、“做好事风险大”，一边对被扶的桂老太太一方加以谴责，认为老人如此反咬一口恩将仇报十分可恶，有人甚至要求对讹人的老人依法惩处，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云云。那个“扶老人被讹”的故事框架，为人们预设了某种“惯性思维”，每当出现一起扶老人引发的纠纷，很多人就会先入为主地相信，扶人者肯定是无辜的，被扶的老人肯定是故意讹人，并将这一起纠纷，视为“世风日下”、“好人难做”的又一个例证。

淮南市警方认定系一起交通事故，扶人的女生袁某承担主要责任，被扶的老人承担次要责任。因为现场没有监控视频，无法还原事发时的具体情况，但警方通过向多名直接和间接证人取证（包括120急救车医生在内的几名证人均表示，当时看到袁某承认自己骑车撞倒了老人），获取的证言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当时袁某和老人“相互有接触”。应该说，警方对事故责任的分配是比较客观的，之所以认定老人也要承担次要责任，是因为老人当时走上了非机动车行驶车道，存在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自身对造成事故也有一定的过失。

对于扶老人引发的纠纷，最可怕的不是当事某一方说谎，也不是情况太复杂以至于迟迟不能求得真相，最可怕的其实是，舆论无端猜测甚而恶意揣度当事人的心理动机。假如警方查实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老人的确是自己摔倒，却一口咬定是被袁某撞倒，那么，许多人不但要为自己的“惯性思维”再次得到警方调查结论的证实而倍感“欣慰”，而且还要进一步理直气壮谴责讹人者，要求法律加大对讹人者的处罚，以此警示社会公众，更好地保护见义勇为行为，让好人做好事无后顾之忧。

不料剧情出现巨大反转，警方调查证实老人并非讹人，反而是袁某作为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者，事后坚称自己是做好事被讹，还公开征集目击证人为自己辩诬。这种情况下，舆论很可能随着剧情反转而反转，从相信老人讹人并谴责老人无良，转为对袁某施以严苛的批评责难。不难想象，袁某现在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肯定比之前被撞老人受到的压力还要大。

我愿意相信，在一些被扶老人“讹人”的案件中，除非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老人是故意讹人（如老人有充分的条件看见或意识到，自己是摔倒而非被撞倒），否则就不能排除，有些老人摔倒后意识模糊，高度惊恐之下出现误记、误判或错觉，他们“讹人”未必有多大的实际恶意。同样的，我也愿意相信，女生袁某撞老人后说谎，称自己是扶人被讹，除非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她是故意说谎，否则就不能排除，袁某有可能是没有明显感觉到自己撞了老人，但在看到老人倒地并扶起老人之后，内心十分惊恐惶惑，对自己到底有没有撞到老人没有把握，因此出现了先承认自己撞了人，后来又矢口否认的变化，她的说谎未必有多大的实际恶意。

不妨以善意揣度“老人摔倒被扶后讹人”，也不妨以善意揣度“撞人者说谎”，事实真相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酷残忍。多一些善意的揣度，社会可能就会多一些宽容和信任。（北京青年报）

面对老人摔倒让想象慢点走

乔杉

一般而言，观众的情绪都是随着剧情走的，当剧情发生反转时，观众情绪也随之反转。可这一刻，相对于此前，剧情发生了重大反转，但舆情并没有明显反转。有些网友说，这三个目击者所说不可信；还有网友讲，不管你们怎样，反正我就不信。

在一个众说纷纭的舆论场，怀疑和想象都十分可贵。仅凭三个目击者的说法，确实还不能完整地还原真相。但是，怀疑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不应该进行“选择性怀疑”。可是还原新闻发生，几乎在第一时间内，舆情就开始了“站队”。从开始报道来看，只是讲了“淮南女大学生称扶老太被讹，征集目击者以证清白”，当中有大量的女生怎么说，女生同学怎么讲，可从报道的细节来看，并不足以还原真相，也不足以构成女生自圆其说的证据链。仅仅凭据一枝半叶，很多人情愿选择相信女生，而不假思索地认为老太及其家人“碰瓷讹诈”。

从传播上讲，一种观点能够广泛传播，未必是因其具有真理性，很多时候是因其迎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人们需要的不是“指南针”，而是“复读机”，通过别人的嘴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说得更加动听。这些年来发生的“扶不起”报道，内容有真有假，剧情有顺有逆。但我们注意到，几乎每一起报道出现后，很多人不辨真假，而是第一时间选择相信“此事必有蹊跷”，扶人肯定被讹。可是，所谓的“扶不起”，到底是真相还是想要的真相？有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第一时间的迎合和判断本身就是一种问题？

一事当前，先问真假，再问是非。道德事件，更是如此。一旦根据错误事实作出错误判断，就可能带来道德误伤。拿这起事件来说，女大学生到底有没有碰到老太，老太及其家人有没有讹诈？真相其实还在路上。即便最终调查出女大学生碰到了老太，也存在有意和无意之分，不排除女生碰到了老太自己却没注意，以为自己没有碰到；即便最终调查出女大学生没有碰到老太，也存在误会和讹诈之分，不排除老太自己摔倒了，女生恰好经过，老太在恍惚中以为是女生碰倒的。情况不同，后果不同，道德影响不同。

春晚小品《扶不扶》有一句广泛认可的金句：人心倒了就扶不起来了。其实这种人心指向三种人，一是摔倒的人，二是扶的人，三是看的人。有什么样的道德想象就有什么样的道德风貌，如果都认为“扶不起”，那就只能出现“扶不起”。这是一种认识和判断问题，指向为如何认识道德的价值，如何判断当前的道德风貌。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面对老人摔倒，能不能让情绪和想象慢一点走，不要偏听偏信，更不要搞“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一套。

这一刻，剧情反转了，而舆情并没有反转。虽然反转的剧情未必是最终的剧情，但不管如何，舆情和剧情的脱节还是值得关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舆情反转比剧情反转难得多，而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倾向性地认为当前的现实就是“扶不起”。这种偏见和“片见”，难道不值得警惕吗？（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