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零容忍”，让骗子伸手必被捉

自今年4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络安全保卫部门累计查破刑事案件1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300余人，缴获信息290余亿条。

缴获290余亿条个人信息，铲除多少电信诈骗风险，为全国公安机关犁庭扫穴式专项打击点赞。可见，监管部门多流一分汗水，电信诈骗就少一片土壤。电信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骗术“套路很深”，但我们也不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落在个人层面，就是一个“防”字，提升防骗意识与技术，不给犯罪分子一丝机会；落在外部层面，就是一个“管”字，强化政府部门责任，让骗子一伸手必被捉。河南一位县公安干警称，以他们破获的电话诈骗案件来看，“骗子们流窜作案，哪里管得松了，就去哪里骗”（9月26日《新京报》）。这说明，地方政府部门管与不管、管得严与不严，情况大有不同，电信诈骗呈现地域化特点恐怕亦与此有关。

政府部门责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在收集、使用、保管公民个人信息过程中，负有安保责任。随着行政管理逐渐专门化、专业化，涉及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广，包括人口普查、公安户籍、民政婚姻、车辆管理、房产记录、纳税信息、犯罪记录、社会保障等等。此外，公共与准公共服务机构，如医院、学校、银行、保险等，也储存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在收集、使用、保管过程中，政府部门稍有疏忽，公民个人信息就可能“裸奔”（如遭受黑客攻击），为电话诈骗大开方便之门。“徐玉玉案”中，犯罪嫌疑人就是攻击了“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盗取包括徐玉玉在内的大量考生的报名信息。政府要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就是要筑牢“防火墙”，既防“内鬼”也防“外敌”。

二是政府部门对电信诈骗采取“零容忍”，对全链条实现无缝隙监管。在法律法规供给方面，如加快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制定相应的处罚与权利救济措施；从刑事立法角度，参照金融诈骗、保险诈骗等模式将电信诈骗独立成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尽快出台相应的电子证据相关细则，规范侦查、举证活动；通过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等形式，明确电信诈骗定罪量刑标准，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对电信、金融行业进行立法规范，并明确监管机构责任……制度建设的防骗潜力巨大，如“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24小时后到账”，就是放了一个降低受害人损失的“大招”。

在政府部门合作方面，第一维度是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合作。目前，对电信诈骗的打击，主要以公安机关为主，以公安机关一己之力，难以保障治理效率。电话诈骗涉及诸多领域、涉案链条长，电信、金融、互联网等行政管理部门均有监管责任，需要在目标导向下，做到既分工又合作。去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足见部门之间合作共治之重要。第二个维度是跨地区合作。鉴于电信诈骗呈现作案地域分散化、国际化等特点，打击电信诈骗需要不同地区乃至与国际力量通力合作。

制度为治理提供支撑，合作为治理带来效率，态度至关重要。监管“零容忍”，电信诈骗就有可能少发案，乃至“零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