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观培育离不开公共文化空间

40多年前，史学家陈垣作古，子孙们把他的手稿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不久前，陈垣弟子、史学家柴德赓的后人将其《史籍举要》等著作的手稿也捐赠给国家图书馆。至此，这些记录着师生两代爱国学者学术历程与人生选择的手稿有了共同的归宿，成为一个民族的公共文化记忆。

20世纪40年代，陈垣写于北平沦陷区的《通鉴胡注表微》，发微索隐，阐释隐含在《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借以抒发学者本人深切的爱国之情。与陈垣处境类似的柴德赓，则通过《〈鲒琦亭集〉谢三宾考》一文批判明末谢三宾晚节不保、两次降清，指斥汉奸卖国求荣。睹物思人，今天的读者细看手稿，依然能够想见两代学人以书斋为战场、以纸笔作刀枪的风范。

一部书稿，一幅画作，一件器物，一部戏剧，原本只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创造，但一旦进入公共文化领域，其所承载的知识、情感、道德观念就为大众所共同享有。在公共文化空间，人们同读一本书、同赏一幅画、同看一场戏，不仅收获个人知识的积累、情感的丰富，而且使自己与前代人、同代人乃至后代人发生了关联，每个人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就在这些过程中被不断改写。

欣赏着五色水墨，抚摸着秦砖汉瓦，吟诵着唐诗宋词，无论来自长江之滨，还是黄河之畔，无论生活在白雪皑皑的北国，还是椰风海韵的南疆，中华儿女都能体会到先民筚路蓝缕的艰辛，能感受到数千年辉煌文明带来的荣耀，当然也会想起百余年来所遭受的屈辱和不懈的抗争。正如前人所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民，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的培育和传播，既离不开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剧院这些实体的公共文化空间，更离不开广阔的网络空间。有那么多网友把长城、兵马俑乃至五星红旗作为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也有那么多网友的签名档里写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节庆来临时，各个网站洋溢着中国红；当遭遇重大灾难时，各个网站又不约而同地只剩下了黑与白……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丰富而炽烈的情感，由此触发。

接续着前人对国家的深情，陈垣、柴德赓的后人把珍贵的手稿捐归国有。这些手稿与实体或网络空间中每个具体而微的文化载体一道，共同构成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叙述，需要每个人去了解、去传播。共识需要以共同的知识、共同的情感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