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小柏 内心的柔软它曾经路过

东南网7月29日报道 海峡导报记者 林靖东

曾经，毒舌＝包小柏，被媒体流传为定律。可实际情况是，“毒舌”二字，被包小柏认为是，媒体冠予的“病态口语”，他自己的解释是“独（毒）善其身，舍（舌）我其谁”，他说，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的人生态度。

电话中，包小柏语速缓慢，他认真地用带点台式又带点港式的普通话，去捕捉每一个字的发音，加上语气间隐约透出的笑意，与电视上那个冷口冷面冷心的评委包小柏，判若两人。

三个小时的访谈，一度让我差点认定，电话里这个温柔自信的男子，就是真实的包小柏了。

童年

一半是冰山一半是火焰

包小柏说，他是在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中长大的，“皮球一样的身份”。

当年的包妈妈和包爸爸未婚生子，小松小柏出生后，就放养在妈妈开的皮鞋店，“整天爬来爬去”。直到有一天，店里一位男性员工的大妹来台北玩，看到可爱的双胞胎，喜欢得不得了，想“借回家”给爸爸妈妈解闷几天。“没想到，这一借就是17年”。

这位男性员工，与包妈妈干姐弟相称，他从此成为小松小柏的大舅。

一岁半的双胞胎，被这位“阿姨”带到竹东乡下。这个家安在眷村，一座木板铁皮屋里，生活着5个孩子，加上最小的小松小柏就是7个。对于家长，双胞胎称他们外公、外婆；对于5个孩子，则分别叫“舅舅、阿姨”。包家没有付给生活费，双胞胎的到来让这个家的生计更加窘迫。

“外公是退伍军人，脾气暴躁，外婆就扛起了家的协调”。外公反对收养双胞胎，但外婆十分坚持，这个伟大的老太太操持着一家大小的三餐、洗漱，像一座大山一样，默默地为这对双胞胎挡风遮雨。

“我们常常充当外婆的消防员，只要看到外公要发脾气了，我们就会把外婆拉到隔壁去躲躲。”小小的小柏很亲近外婆，他说，每当家里有水果吃时，他都要一个个帮外婆先尝尝，“会不会酸”。

在牙牙学语的时候，被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存，相依为命的，只有同样牙牙学语的双胞胎哥哥，这样的经历，让他“每一次，都是恐慌和害怕”。而富有爱心的外婆，就是小柏的天使，直到长大成年，功成名就，小柏也仅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我没有对不起外婆”，他说，“她很包容”。所以，小柏的独生女儿，名字就叫，包容。

尽管他在电话那头，用平静的语气，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诉说着这一切，电话这头的我，听起来却十分心酸。

我想，换一个人，可能羞于谈到这样的童年生活，可是他没有障碍，因为他已经给自己筑起足够坚固的防线，去面对曾经伤痕累累的自己。

少年

一半是光鲜一半是穷困

在乡下生活几年后，因为孩子们要上学、工作，外公外婆带着一家大小迁往台北，双胞胎上了小学一年级。

“那时，我们才知道自己还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妈妈来看我们时带来的那些旧玩具，就是两个哥哥玩坏的，才由我们来接收。”彼时，两个哥哥也被送到这个家寄养，孩子们团圆了。

可是，父母的形象，在孩子们眼中是残缺的。小柏说，只要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写父母亲的，他就只好交白卷。直到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了父亲，而在那唯一的一次父子团圆中，他得到的，却是父亲的一个大耳光，和一句铭记一生的格言“求人不如求己”。那一年，他16岁。

彼时，因为家里寄养了4个孩子，双胞胎又要同时上高中，开销陡增。外婆没有办法，只好把包爸爸请到家里，跟他商量是否能“资助”两个孩子的学费。

没想到，做父亲的一直在推诿，旁听的小柏当场急了，蹦出一句：“你到底有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父亲又气又急，转身“啪”就给了他一个大耳光。

我想，父子间的梁子，也许就是从那一记耳光开始结下：那记耳光，在给了他很深伤害的同时，也激发了少年的斗志，催他早熟。因为，他总结道：“求人不如求己。”

那一次谈判的结果是，父亲虽然没有答应给付学费，却给双胞胎每人买了一辆脚踏车，“我们没有浪费那辆脚踏车”，他说，骑着那辆脚踏车，他们谋到了送报生的工作，每天早上4：30就起来送报。此外，他们还做大量家庭代工，“粘过塑料花，拼过小铁轮……还帮片场发过海报”。

此后，好运气接踵而来，在高二那年暑假，双胞胎在哥哥包伟铭的演艺公司打工，被一位好奇的记者发现，在做了专访之后推荐给了丽歌唱片公司。试音之后，双胞胎被签约，并接受专门的训练，正式开启演艺生涯。

一条看似光彩熠熠的星光大道，在他们眼前徐徐开启。

青年

一半是功名一半是陨落

1986年，17岁的小松小柏组合正式出道，以粉色系少年的造型，开始在台湾各地巡演。“因为是全亚洲第一个，所以大家感到很新鲜、好奇。”

第一场演出在台南，一家百货公司开业，请他们去暖场，那场演出让他们一炮而红，随后，各种邀约纷至沓来。他们在台湾各乡镇巡演，演出场所大多在夜市、百货，跑通告、作宣传、搞包装，全是兄弟俩骑着摩托车自力更生，一手包办。

“前面两年过得特别艰难”，小柏说，资深的艺人会瞧不起他们，所以几乎不要寄望长辈提携，“要上到真正的台面很难”。直到第三年，才陆续有了机会上“老三台”演出。

即使在成名的日子里，小松小柏在经济上也相当困顿，“乡镇的演出都是无酬性的，只有上电视，一场才能拿到2350元（新台币）车马费，房租一交，所剩无几”。那段日子，让小柏刻骨铭心，“几乎天天都是吃炒青菜、酱油拌饭”。

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1月开放报禁党禁，“老三台”也开始调整迎合市场，新的卡带大量发行，市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努力了三年，“赚到了一点小名气”，但1988年，他们却必须入伍服兵役了。“入伍第四周，小虎队出现了，哇，那种包装、排场，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当忧欢派对、小虎队、红孩儿等组合在台上大放异彩的时候，身在军营的小松小柏，却只能日复一日操课，看年华流逝，无可奈何。

1990年，两人退伍，发行了《我是真的真的愿意》，希望重新崛起，却发现已经被无情的市场忘记，两人只好转战东南亚，却意外红到“吓死人”。但两年的海外经营，让他们被台湾市场彻底忘记。1994年，小松小柏组合解体，东南亚第一对少年组合陨落得悄无声息。那一年，他25岁。

中年

一半是天堂一半是炼狱

“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调整方向也未必是坏事。但在那个年纪，要接受从少年得志，到突然告别舞台，全部重新来过，却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换个人，可能会颓废，会自弃，可小柏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心情。“童年的经历，可能会让你有不安全感。”我说。“对，非常深重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事事都要做到最好。”小柏说，之后他转向幕后，加盟周华健工作室，用了6年时间，做到华纳唱片音乐总监，成功包装了苏慧伦、陈小春、孙燕姿等大牌艺人。

那段时间，科技又转换了一个时代，CD开始盛行，小柏抓到了这个机遇。“那个时期，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叫我‘拼命三郎’，除了睡觉外，我的时间都给了工作，人也因为高度的压迫性，经常处在煎熬的状态，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在吸毒。”而这种抗压性，对工作的包容态度，得益于外婆的言传身教：“小时候对她的印象，就是很沉默，几乎不发一语，但一辈子都在承担家庭的劳作。”

我问他：“那么你现在赚这么多钱，有没有想过要回家和家人一起生活。”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希望有那一天，放在心里深深期许，但光芒越来越微弱。”他坦言，自己对女儿，并未尽到责任，因为长年离家在外打拼，与女儿的沟通也大多通过妻子“中转”，“常常就是，她打电话来，说女儿最近又怎样了，我就是一个倾听者”。但他对家人，始终就是“担心给得不够”的心态，因为成长的经历太没有安全感，所以时刻担心一切会荡然无存。他说，始终没办法有满足感。

他说，他出生于一个癌症家庭，爸爸妈妈和寄养的外公外婆，都死于癌症，“所以，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他说，他是金牛座，是一个外观很丑的奇异果，内心却丰富到你想象不到。

他说，自己太容易相信别人，对很多事情可以一忍到底，却绝不接受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