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等教育不“高等”了？38分就能报志愿

38分就能报志愿 录取率超过96%

台湾高等教育不“高等”了?

又是一年升学季。就在大陆学子翘首以盼象牙塔的通知书时,台湾高中毕业生也在忙着报志愿、等发榜。不过,不同于大陆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台湾学生升学压力小得多,大学录取率高达96%以上。今年报考门槛更是创下新低,最低只要38分就有填志愿的资格。岛内学者和网友感慨,“精英教育”不再精英,高等教育不再“高等”。本来让人称道的台湾教育,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想不上大学都难

严格意义上说,台湾已经废除与大陆类似的高考制度。2002年,台湾教育部门为减轻学生压力,取消了全台统一、一考定终身的“大学联考”,改用“多元入学”的方案。每年1月底或2月初举办大学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统考语文、英文、数学、自然、社会5科,类似大陆的高校自主招生;每年7月初则举行指定科目考试(简称指考),考生可从语文、英文、文科数学、理科数学、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选考6至10个科目,加权算出总分。除此之外,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生、特长生等还可以选择“繁星计划”“特别身份学生优待入学”等特殊途径,总之,想不上大学都难。

今年的指考已于日前发榜。考生总数47334人,其中42327人完成志愿填报,最低门槛低至38分,最终41022人被录取,录取率达96.92%。虽然录取率已经畸高,但还是有很多学校没有招满,招生缺额达3488人,比去年大增18%,创下8年来新高。7所大学的缺额率超过70%,15个专业录取人数“抱蛋”。

台湾的大学好考是出了名的。2006年,台湾考生每科只需考到15分就可以上大学,2007年这个纪录被打破,4科加起来只需18分,2008年更夸张,总分7分就能当大学生了。“7分就能上大学”也因此成为当时的年度笑话。有人调侃:“即使什么都不会,选择题全部猜C都能上不错的学校吧!”

高校招生门槛太低,岛内舆论担忧如此下去会影响大学生总体素质和教育质量。因此,台湾有关部门作出规定,成绩排在最后5%的考生不予录取。然而,许多私立高校迫于招生压力,先是将这一门槛降到3%,而后再次取消,于是造成恶性循环:超低录取分数让家长怀疑教育质量而不愿送孩子就读,生源变少又让录取分数变得更低。

“广设大学”的恶果

2002年之前,在需要“大学联考”的时候,台湾高中生上大学也是要挤破头的。比如大陆刚恢复高考的1977年,台湾高校录取率才29.5%,最低录取分数都要334.67分。彼时台湾经济起飞,人力需求增加,大学生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岛内出生人口上升,加上经济好转,一般家庭都能供得起孩子念大学,于是大家都拼命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时补习班林立。当年光台北市的高四重考班就有48家,学生总数约有20万人。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1994年,为提升升学率,台湾启动教育改革,当局提出,在5到10年之内让青年入大学的机会提高到美国的54%,甚至达到加拿大的60%。“广设大学”之路由此开启。

1986年,台湾大学只有16所、学院12所,2006年,大学和学院数量飙升到147所,加上“少子化”的冲击,报考人数只减不增,大学录取率也因此节节飙升。近5年来,台湾高校招生及录取人数连年下滑,已连续3年跌破5万人。“闭着眼睛也能上大学”受到家长和考生吐槽:“以前是大学很难考,现在是考不上很难,录取率都快97%了,还考什么呢?干脆直接改成义务教育算了。”补习班也不再受欢迎,只有非某所学校不念的人才选择重考,全台高四班只剩十几家,学生几千人,台北更只剩3家。台北市补教协会总干事张浩然开玩笑称,以前台北市的南阳街到了午餐、晚餐时段,人满为患,走路要侧身,“如今门可罗雀,开车从头走到尾,时速40公里,恐怕还不用刹车。”

“广设大学”后遗症严重,岛内舆论呼吁赶紧把烂学校关停,于是当局又忙着琢磨如何整合资源,不少高校面临被“关停并转”的命运。

高教还是要有底线

大学生满街跑,大学文凭也不再金贵。有名台湾学生的打油诗写得很形象:“二十年前庆升学,办桌请客放烟火。二十年后上大学,缴费把妹等张纸。”“精英教育”失去了为社会输送精英的功能,无疑会加剧阶层固化,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年主导教改的台湾官员曾反问民众:“普及大学教育难道有什么不好吗?”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大学毕业”变成找工作的起码要求,连应聘清洁工都要求大学毕业,一些考生就算明明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也被迫花4年时间拿张文凭。门槛越来越低,素质越来越低。有台湾职场人就感慨:“我高职程度的英语,还遇到英语水平比我差劲的大学生,难怪现在业界老板对大学生能力多有怀疑。”

另一方面,因为大学文凭贬值,一些偏远乡村的贫困小孩即便考上台湾大学这种一流大学,毕业后也只能当一个普通的台北上班族,拿着22K(2.2万元新台币)的工资,读书改变命运的作用大大减弱。

反观当年,能考上大学被认为是“祖上积德”,不少穷人家子弟借此翻转阶级、出头换日。台湾克隆牛之父、台大动物科技系退休教授郑登贵本是个放牛娃,初中、大学、研究生一路考过来,光大学就考了5次才上榜,但最后拿到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坐上克隆动物第一把交椅。

“以前大学发榜之后,常有落榜生跳楼轻生的新闻。” 张浩然说,现在不管高中、大学,录取率都快百分百,落榜生跳楼的新闻再也看不到,“现在的青少年,只有失恋才会想不开。”高等教育还是需守住应有的底线,才能最大地发挥其社会功效。本报记者汪灵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