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6月10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570万青年走进考场，但录取率仅为4.7%，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40年弹指一挥间，3位当年有幸挤过独木桥的美国华人，追忆起1977年参加高考的往事，感慨良多。

没有高考，就没有今天的自己

人物：许人良

籍贯：江苏苏州

毕业院校：上海复旦大学

“光阴似箭，距离参加那场终生难忘的高考已经40年了。我也曾假设，如果没有高考，我与很多同龄人可能是下岗的工人或农民。”这些话出自1977级复旦学生，现为美国麦克仪器公司总经理、美国大西洋中医学院董事长许人良。

1977年，23岁的许人良在上海焦化厂里做工，每月工资36元。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和许人良同期进车间的三个人中，只有他报考了。

“听到风声我就开始复习了。但是我们的中学时期，文化课基本没上。当时我对几何的理解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完这句话，许人良停下来哈哈大笑。“所以我只能借了许多中学课本从头学起，好在我父亲是大学老师，几位表亲也都是大学生。一到星期天，我就拉着他们问问题。就这样复习了几个月，直到12月11日进考场。”

填志愿时，能拉一手好胡琴、写些杂文、出过几本散文集的许人良，却说他从未想过学文科。年轻时，他酷爱摄影，每天捧着一架照相机翻来覆去、爱不释手，拼命钻研如何拍好照、如何冲胶卷，连电路都没学过的他还自己设计了一架放大机。“那时候，只要一休息，所想所行都在这个事情上，所以报志愿的时候就想报摄影系。可那时候哪有摄影系？我父亲就说，那你报光学吧，和摄影还有点关系。”

然而，高考两个星期后，他收到了复旦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1978年2月入学后，他第一时间跑去问指导员为什么让他学化学，他得到的答案是：“一、你从焦化厂出来；二、你父亲是化学老师。”

“学化学也不是不行，我当时想，能录取就不错了”。就这样，大学毕业后，许人良作为世界银行首届奖学金获得者到美国，到杨振宁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读研究生，直至今天功成名就。

高考改变人生轨迹

王树栋(右)与朋友合影。(美国《侨报》/王树栋供图)

人物：王树栋

籍贯：辽宁沈阳

毕业院校：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

迈阿密的华人圈儿叫王树栋“王大夫”，这个已留美18年的东北人，仍不失那片黑土地上特有的幽默。

“当年报志愿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是大连理工大学，也有人劝我报个中医学院，说这是冷门啊。我说大伙儿都觉得是冷门，不就成热门了么？”谁能想到，这个被别人建议的专业，后来竟阴差阳错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得知自己要学中医专业后，第二天一早，王树栋赶去单位打电话一再确认。“我们这届人很少有自己报什么就上什么的，招生办要考虑名额分配。中医学院那边随机抱走了一沓分数线以上的考生档案，我就在里头。”讲起这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一抱”，王树栋这样说道。

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王树栋说：“题目极其简单，公式往里一套就行。现在你要是看见当年的考题一定笑掉大牙。但即便是这样，第二天，考场里已经少了近一半的人了。”

仅复习了二十几天的王树栋意外考过了分数线，“阴错阳差”地进入了辽宁中医学院医疗系，从此开始了另一番人生。再后来，他迈入针灸界，20多年后，那个想避开中医专业的人成为了针灸大师。

离开农村是高考动力

人物：李忠伟

籍贯：辽宁北镇

毕业院校：辽宁大学

“我依然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能走出农村，人生就已经圆满了。”40年后，当谈起这段经历时，李忠伟言语里透着无怨无悔的坚定。

1976年高中毕业后，李忠伟下乡日日面朝黄土背朝天。除了帮农民种田、为乡里做点基本文案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对未来不知道有什么可想的”。

1977年8、9月，东北农村进入燥热。对于“能高考了”这个传言将信将疑的他，开始进入自学复习。10月21日，父亲将一份《人民日报》带回家。直到那一天，他才真的相信。

“离开农村去看看外面”成了那一刻盘旋在心里最强烈的念头。年仅17岁的李忠伟，报考了辽宁大学微生物专业。在仅有的两个月时间里，他白天上班，下班苦读。“每天都要复习到夜里3点。一家人睡在一间屋子，我点着灯，大家根本休息不好，但全家都支持我。农村还常停电，没有电灯，我就点油灯，总之一定要复习到3点，然后早上7点再去上班。”

考完之后，李忠伟觉得考得很糟。他一边做农活，一边下定决心明年再接着考。

几天后，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人被通知体检。进大学之后，教师告诉李忠伟，他是除了1966年高中毕业生外，考得最好的，大概有264分(总分400)，这个分数当年应该可以到北京上个非常好的重点大学。不过，进了辽大，李忠伟一点儿也不遗憾。

他记忆犹新的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在县政府上班的父亲率先接到消息，便立即给正在村里做农活的李忠伟打了电话，当他终于确定自己考上了大学，“那个瞬间，这世上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了，周围的人都那么亲切，那种感觉在我一生的时光里，也无非就两三次。”(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