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侨报网综合报道，在美国的硅谷，有这样一群人：她们出生和成长在中国，但却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并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她们在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冲撞下，拼命实现着自我，但却不断被骨子里的中国传统和美国现实冲击；她们有着体面的收入和职业，生活在看似最追求政治正确和男女平权的环境中，却被很多看不见的手禁锢着。她们就是身在硅谷的华人女程序员。

“男性乌托邦”里的边缘人

“大家都对我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 加入Facebook已经很多年的女程序员罗罗这样说。

“公司团建，每次投票表决，最后都是去参加 CS 彩弹射击或者登山远足。”罗罗抱怨道。和很多华人女工程师一样，自己研究生才来到美国，本来就和英语母语的同事交流起来有一些隔阂。“现在毕业进入到职场，更没想到还要面临性别标签带来的那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她说。

新浪创事记援引“硅星人”报道，更让罗罗受不了的是那种“永远也无法融入的”的科技公司兄弟文化。“几个男同事凑在一起说荤段子，我一走近他们就笑着散开。”罗罗表示常常在职场中男性扎堆的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

“那种每个人都有说有笑，但对我客客气气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孤单。”她补充道。

这种隐形的“兄弟文化”，甚至有的时候，会以更加极端的形式隐藏在科技公司的大大小小的细节中，让很多女性工程师难以接受。一位自小移民到加拿大的华裔女程序员Yukie说，在面试时，她们公司出了一道和ascii arts(一种用字符排列构建成的图片)相关的题目，结果字符转换出来的图片结果，是一个穿比基尼的性感女生。

“这其实是一道经典面试题，所以并非我们公司的人故意这么设置。但是，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这个行业的人们对于女性潜意识里的不尊重。这种事情太多了。”Yukie说，“没有人会考虑你的感受，说这里是男人的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

IT界常被拿来做范例和实验的“莱娜图”，也是一个裸体美女。

然而女程序员真的“水”么？

在罗罗看来，这其实就是偏见和歧视。“上学的时候女生就算水平不差，男生也不愿意和你一组。除了交流上不方便，主要是潜意识里他觉得你不行。”她回忆道。

虽然现在不会再有人怀疑Pinterest 10号员工、高级后端工程师周怡君的编程能力，但在刚刚入行的时候，在“男人的天下”打拼的她没少受男同事的质疑。

“我说项目中有个重大bug，大家都不理我。”周怡君在接受采访时说。

从斯坦福毕业后，周怡君加入了一家硅谷初创公司。那时，她在一段男同事写的代码里发现了一个 bug。但同事们却表示，这部分代码已经用了很久，如果有问题早就有别人指出来了，哪轮得到她说话。“就好像我是混进来，不够格的一样。”周怡君说。

整个团队对她提出的问题并不放在心上，直到最终又找了两个男性工程师来审查她的修改方案，才肯承认——她说的确实是对的，问题确实存在。

硅谷男女员工比例失调

湾区科技公司性别比例失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侨报网此前报道，整个硅谷的男女员工比例，大约呈二八开。侨报网曾报道，谷歌6月底公布的最新人力多元化数据显示，该公司的人员架构中，有69%为男性、31%为女性；若从种族来看，有56%为白人，35%为亚洲人，4%为西班牙裔，4%为混血儿，2%为黑人。

虽然谷歌的女性员工比例，超过了30%，多于硅谷的平均水平，但是对女性员工的工资、职业上升歧视等，也一直受到攻击。

去年4月，美国劳工部门还宣布，他们掌握了“在谷歌内部，存在针对女性的系统性薪酬差异”的证据。上周，60多名谷歌在职或曾入职谷歌的女性员工，正在考虑对谷歌发起集体诉讼。起诉的原有就是谷歌“对女性怀有敌意的”企业文化，让这些女性在薪酬、职业上升通道上发展艰难。

新浪创事记援引“硅星人”报道，兄弟文化不仅体现在团建、开荤段子时对女性视若无睹，更严重的是在职场上对女性的不信任、歧视和排挤。

就算大家不明着说，很多硅谷工程师内心都有女性编程能力不够强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在华人男性工程师群体中更为普遍。

而你一定不知道的是，程序员曾经是为女人量身定做的职业。

据geekpark报道，七十年前，计算机编程曾经被认为是非常女性化的职业，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女性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转折发生在80年代，女程序员的增长陡然经历下滑，一直持续到今天。据bittiger报道，历史学家Walter Isaacson曾表示：“男性对于硬件的开发更感兴趣，他们喜欢设计电路，摆弄机械，而当时女性对于数学知识非常在行。”

给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编程的是女性，这台计算机大名鼎鼎，出现在各大历史课本中，叫ENIAC，但几乎没有历史书提到给它编程的六名女性。

正在觉醒的夹缝生存者

尽管曾经都有要追求事业上的出类拔萃的初心，但顺流而下却成为大多数工作了几年的华人女程序员的常态。

女程序员描述的成长和工作环境不由得让人想到希区柯克的电影《煤气灯下》。电影中的女主角经历了一场“逆皮格马利翁效应”，男主角长期暗示她有精神病，让她越来越不信任自己。他甚至把煤气灯调的忽明忽暗，让女主角以为这都是自己的认知出了问题。

这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也照在每个女程序员身上。比起质疑行业结构和大环境，这些华人女性更愿意怀疑自己的能力。

虽然已经从清华毕业多年，邓瑞希还是能回忆起当初班上仅有的几个女生是多么的挣扎。开学时，系里只有十几个女生，“后来有一半都转到了所谓更适合女生读的专业：金融、外语、经管、法律。”

“我做不了程序员，因为我是女生。”这是很多中国理工科女孩在遇到学术瓶颈时的第一个想法，也是她的同学们转系的主要原因。

这种自我怀疑也会被带到职场上。哪怕是最成功的一批女性，也要艰难地迈过这个坎。

“不少中国程序员打心眼儿里就不相信自己能够超越男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工程师说。

Pinterest 总工程师，高级副总裁 Li Fan 可以说是目前硅谷技术岗位上华人女性的一枚标杆了。但当她谈到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Li Fan 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本身有多优秀，而是用“机缘巧合”来表述自己的升职机会。

“那时我从没想过(主动升职)，也觉得自己没能力去领导一个团队。在2002年加入Google时，我就想当一辈子系统工程师。”她在招聘技术初创公司Leap.ai组织的职场分享大会上说。

“尽管美国女性在科技领域的职场发展也会面临天花板，但却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圈女性领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在打破天花板。她们在公司中开展着各式各样的 Women in Tech 的活动和演讲。”Yukie 说在硅谷，这样的活动几乎每周末都有。

而作为 Yahoo COO 的 Mary Bui-Pham 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在她过去的职场生涯中，她最缺失，也最希望得到的是来自别人的一句——“你是可以的”。

“所以，未来，在 Women in Tech 这条路上，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告诉她们‘你可以’的人。”Pham认为科技圈女性在职场中比男性更需要别人的肯定，从而相信自己可以做的更好。

在很多情况下，限制女性的并不是她们的编程能力，而是在这条道路上，无法获得同等的信任、支持，导致她们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无法有清晰的认识，过早的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命。

而来自中国大陆、往往在大学甚至研究生时才来到美国的中国女性工程师们，受到传统文化“女性应该把事业放在家庭之后”的影响，就更难冲破这方面的藩篱。

出生在中国大陆、小学时移民加拿大的Yukie在这方面就感触颇深。接受硅星人采访时，她指出，在读博士期间她所参与的 Women in Tech 组织成员有好几十人，却只有两张亚裔面孔。

“作为从中国来的一代移民，华人工程师似乎还完全没有觉醒。”

在和很多华人女工程师交流的过程中，硅星人同样意识到，和中国文化所希望女性解锁的成就那样，哪怕到了美国，不少高学历的华人女工程师更在乎的仍然是一份工作是否体面、是否能够提供给她良好的收入和待遇，能否留给她足够的空余时间照顾家庭。

基于此，她们往往停留在工资够多，岁月静好，享受女性标签在科技圈中为她们提供的较低职位上的优待的状态后，就不再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也不再追求职场上更高的发展。

这种无论是从内心的对自己的不信任，还是外界对于中国女性的固有偏见，都让她们远离了一种职业发展的自我觉醒：在科技领域的华人女性，应该具备同等的能力，获得同等的机会，和男同事们获得同样事业上的成功。

但好在，在包括李飞飞在内的一批华人女性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在华人科技活动上的频繁“布道”。而她身上无论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斯坦福大学人工实验室主任、Google 云首席科学家的光环，都在让她所倡导的“觉醒”被越来越多生活在硅谷的华人女性所接受。

“因为人工智能这项技术与我们密切关注的所有事情都密切相关。它会承载我们所看重的各种价值观，包括道德、偏见、公正或使用权。如果没有代表(所有)人类的技术人员参与其中，科技就必然无法代表所有人类。”李飞飞在一次和比尔盖茨的太太梅琳达的对话中表示。

除了李飞飞之外，无论是担任 Google 云研究发展团队负责人的李佳，还是在英特尔大数据团队担任副总裁的马子雅，以及越来越多的身在硅谷科技公司，领导着整个行业发展的华人女性，都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越来越多年轻一代刚刚入行的华人女性工程师证明，“在这个领域，女子不会不如男”。

不管是“男性乌托邦”里的边缘人、还是中美文化冲击下的夹缝生存者，硅谷华人女性们正在被唤醒，她们正在、并且应该和周围的男性一样，获得同等的 STEM 教育机会，同样相信自己的能力，努力追求自己在科技领域工作上的话语权，和职业发展的高光时刻，探索更多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