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广大海外侨胞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华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是中国面向全球、扩大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华侨华人功不可没。

“‘侨’这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后，海内外投稿纷至沓来。即日起，一篇篇佳作将陆续刊出，展现华侨华人与中国同行的四十年。

——编者按

坎坷岁月的悲歌和喜歌

刘登翰

一簇火熖在我眼前忽闪忽闪地飘动，这是从几千里外的家乡带来的祭奠的纸钱燃起的火熖。火熖随着纸钱的不断添加哔哔剥剥地响着，晃动的火苗中仿佛有个人影闪动，这是谁呢？是父亲来看望当年他还不懂事的儿子吗？

1948年，父亲再度踏上远行菲律宾的航程，本以为一年半载就要回来的——这在我们家族已成规矩，男丁十六岁或小学毕业，就要出洋去谋生，然后回来结婚成家，再返赴南洋。此后一年两年就这样往返一次，像把一条细细的丝线系在远远飞去的风筝上。没想到这次由于时局变动，风筝线断，父亲阻隔在菲律宾几十年，最后连一把骨殖也埋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了。

父亲的音讯渺无，母亲独自撑起这个有四个儿子的家。

1955年夏天我从厦门师范毕业，被要到厦门日报当记者，总算可以多少帮到母亲一点。记者生涯的开始，我跟一位老记者跑文教线，有时到厦门大学采访，我从囊萤楼宽大的走廊走过，里面正上课，我故意放慢脚步，聆听教室里传出的讲课声，心里有些不甘，都一样年纪，为什么我不能上大学？

翌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动员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周围条件适合的同事、同学都争相报名，我也动了心，却不敢说。倒是母亲先看出来了，对我说，你若想读书就去报名，别担心家里。就这样，报社放了我半个月假复习，1956年9月，我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毕业分配，我申请回到厦门以便帮助母亲照顾三个还在读书的弟弟。如愿回福建报到时，却发现在人事局的分配名单上我那一栏的备注多了几个字：“海外关系复杂”。我被发落在闽西北，一晃就是二十年。原来还葆有一点温馨记忆的父亲，成了我的包袱，这个无所不在的“海外关系”，无论怎样也甩不掉。

历史又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受惠于这场变革，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我从一个基层打杂的文化干部，回到年轻时候向往的学术岗位。那年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却对人生充满了疑惑。年过四十要像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学子一样，从零开始进军学术，其困难可以想见。不过，这是我四十岁以后才重逢的春天，我不能辜负命运的这一赐予。母亲在天上祝福的眼光，会一直慈爱地陪伴着我。

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受到信任、受到尊重、也让我有以报答的一页。我从1979年岁末调入福建社会科学院，至2008年岁末我72岁才退休。但退休并非研究工作的结束，三十多年里我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也获得了国务院给予的专家特贴、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授予的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奖章和奖状、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政府评予的“福建省优秀专家”荣誉，学术上也获得一些奖励。这些本都微不足道，晒出来只不过想说明，作为一个华侨子弟，我的前二十年和“这四十年”，有着天壤之别。

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就没有我一个默默无闻的华侨子弟生命重光的四十年。

当年连想都不敢想的父亲，又时时在我梦中出现。虽然父亲于1962年——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就过世了，但我常想，在他病危的时候谁伴在他的身边？他久羁异邦重又结婚留下子女没有？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啊！他们现在的生活怎样？我什么时候才能到父亲坟前尽一份人子之情，洒一杯祭奠之酒，代为母亲和我们四个兄弟表达数十年积累下的思念和哀悼？

我庆幸能有机会两次应邀到菲律宾出席学术会议，都在马尼拉。会议之余到处打听“纳卯”在哪里？那是我自小从母亲口中知道的父亲在菲律宾谋生的地方，在我心里，纳卯和父亲是连在一起的。在会议发言时，我曾半开玩笑地说：我到菲律宾，有一半是来“寻根”的。朋友们都很热心，告诉我纳卯是远在菲律宾南部的绵兰老岛的首府，一座近两百万人口的菲律宾第三大城市。在华侨口中的纳卯，即今日著名的达沃市，距马尼拉乘机还有两个小时的航程。会议行程紧迫，且杳无一点线索，无法前往，只能拜托寻找纳卯的朋友帮我打听。然而拖了几年，并无结果。

2010年，我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适逢家乡南安刘林刘侯旅外宗亲会成立，我也是南安刘林的刘氏子弟，同宗刘再复知我来香港，便转告他弟弟、宗亲会创会会长刘贤贤邀我参加庆典仪式，把我选为宗亲会的名誉副会长。在与宗亲们闲聊中，我说起父亲远赴菲律宾，埋骨纳卯，却一直不知墓在何处，无法前去祭拜。宗亲会一位副会长刘清池先生说：没关系，只要有你父亲的名字，我们可以帮你找，菲律宾有很多我们宗亲会的机构。果然，一个多月以后，清池叔从香港给我来电话，说找到了，你父亲就葬在纳卯的华侨义山。原来是清池叔在纳卯的弟弟刘清枝和几位宗亲，拿着父亲的名字，到华侨义山密密麻麻的坟冢中一座一座去査对，终于找到我父亲的墓葬。

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我百感交集，不知是悲是喜。为先人祭扫，这本是极寻常的一件事；可对于许多如我一样的亲人远离而不知所终的华侨后人，却需如此周折；所幸我还能找到最后这点音讯，不知尚有多少妻子儿女，翘首天边，永在无望的寻找和等待中！

获知父亲墓葬消息的当年万圣节(这是西方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我即携同妻子飞往菲律宾，经停马尼拉时，菲律宾著名华侨诗人云鹤(蓝廷俊)和他的妻子散文家秋笛(也是南安刘氏的宗亲刘美英)，说在纳卯他有个姑妈，要陪我们同行给带带路。我们搭机从马尼拉飞抵纳卯，步出机场，就受到前来接机的二三十位宗亲的欢迎，还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布横幅。清池叔的兄弟刘清枝也特地和另一位宗亲，带着子女从“山里”开了两个小时的汽车赶来纳卯。我再次感受到异邦逢故亲的那份温暖。住宿是云鹤的表弟提前安排的，晚餐由宗亲会宴请，接着几天的餐饮也都由宗亲们安排。那些天，我沉浸在亲人们热烈而温馨的无限深情之中。

祭奠在第二天上午进行。万圣节刚刚过去几天，华侨义山又迎来一群人。父亲墓碑上端画着一个十字架，他入乡随俗信了基督。可我们依然按照老家的方法为他祭奠。除了我们远道带来的祭品外，宗亲会和云鹤夫妇也都准备了香烛纸钱。火焰越燃越旺，影影绰绰仿佛父亲的影子、母亲的影子都聚在一起。几十年的等待，几十年的哀思，几十年悲悲喜喜无处倾的锥心的话语，仿佛都在这烈烈的熖火中宣泄出来⋯⋯

到达墓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已有几束鲜花供在父亲坟前，显然有人来祭扫过了。谁呢？是父亲在纳卯留下的妻子儿女，抑或是其他亲戚故旧？弄清这个谜，成了我们祭拜之后的又一宗心事。

匆匆在纳卯住了三天，无处打听消息，只得抱憾回程。离开前，我给义山管委会留下一封信，那是写给我尚未见面的菲律宾母亲和我可能的同父异母兄弟，请义山管委会若有他们的地址或消息，一定转交，信中留下了我在中国的详细地址和各种联系方式。

然而一年、两年，终无回音。

正失望中，偶然的一次聚会，突然又柳暗花明。

那时我已从福州退休回到厦门。我们本是个大家族，祖父生有八男二女，除了年岁和我相仿的八叔，其他都谋生在菲律宾，祖父抗战胜利后归来不久，这个大家庭才拆散开。至今留在厦门尚有九十多岁高龄的大伯母、从南洋回来的五叔、与我一样因年小未及出洋的八叔和排行老四的父亲四家，子辈孙辈近百人。每两年一次的春节聚会，散枝开叶的亲人们从国内、国外回来团聚，虽不能全到，每回也要席开七、八桌。有一次香港回来的两位堂弟，讲起七十年代刚到香港时，曾到纳卯探望当时尚还健在的他们的父亲一一我的大伯父，听说了父亲一点情况。父亲过世后留下三个孩子，大的五、六岁，最小的尚不满两岁。伯父接济过他们，但一个弱小女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无法在城市生活，只好卖掉少少一点家产，搬到山里去。后来小孩长大了，曾回来感谢伯父， 伯父过世后，联系就少了。

渺茫中总算昐到一点消息。拜托伯父在纳卯做旅游的二女儿一一我的堂妺代为联系，她人脉广，又热心，很快就联系上了。父亲再婚的菲律宾妻子已经过世，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吃尽艰辛，总算成人，或开店、或办厂、或谋职在私人企业，发展得都还不错。

大团圆的日子终于来了。得到消息后，2015年的万圣节，三弟和我女儿(我临时因病退了机票)先去纳卯一趟，约好纳卯的三个弟弟见面，一起为父亲扫墓。在纳卯，三个弟弟的热情接待，虽之前未曾见面，却是早已心心相通，有着血脉相连的那份浓浓情意。临别前，相约在2016年春节家族团圆的聚会上再见。在香港的堂弟也发出邀请，让大伯父留在菲律宾的几个子女，也带看他们的后辈一起结伴同来，共聚这个美好的节日。

这是一支多达29人的浩大队伍，从菲律宾专诚飞来，为了一份心愿：认祖归宗。团圆席上大家披上一条鲜红的围巾，显得热闹吉庆。之后，我们到鼓浪屿寻找曾经住过的老家，那里已成了一处著名的园林式咖啡厅；我们在中山路一栋临街的骑楼前留影，父亲在厦门最后的住处已成了步行街热闹的商铺；我们回到家里一起学着揉面擀皮包饺子，像儿时的游戏一样把饺子捏得七扭八歪；我们还在书房里摊开笔墨纸砚，教弟弟们用毛笔写自己的中文名字⋯⋯几千里的山高海远，几十年的亲情阻断，仿佛只在一瞬间就都化解，心贴心地感受到彼此的温情和血脉的搏动。

分别的时候我们再相约，和伯父家的一起，趁万圣节再去纳卯为先人扫墓。

这回是从厦门出发飞往纳卯，浩荡荡也是二十多人。扺达的那晚，两家合在一起宴请，七八十人，一个个介绍，还是记不住。我为每家各写了一副对联，那是南安刘氏家族字辈排序中的两句：“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父亲和伯父都是“园”字辈，我们兄弟则是是“翰”字辈。这些对纳卯的亲人或许一时还弄不懂，但留下来就是记忆，留下来就是传承。

伯父和父亲的墓地都在华侨义山，相距不远，一道祭拜之后，两家便分开活动。在纳卯几个兄弟陪同下，我们游览了纳卯的名胜，早年西班牙到来时遗下的古迹，还乘船到一个小岛野餐和游泳⋯⋯临别时大大爆涨的行李装满了菲律宾的土产。我们行程中原有在纳卯祭拜后转机去宿务薄荷岛游览的计划，五弟(纳卯三兄弟的老大)知道后连忙带着太太和女儿搭下一班飞机赶来，陪我们在那里享受热带的阳光、晚上清凉的月色和潜泳中观赏热带鱼群的惊艳⋯⋯只有亲人才有这样的周至；只有这样的周至，才能弥䃼被无情岁月分割的那份烈烈的痛和深深的爱！

一场伟大变革，中国打开国门，重新走向世界，“侨”字连着一带一路，变得宏阔而博大。这四十年里，有多少悲悲喜喜的故事。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的家庭，抑或整个世代的海外华侨华人和他们留在祖国的亲眷，岁月烙在每个人身上和心上的印记，都在见证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在怎样的阵痛中诞生、成长和辉煌！

【作者刘登翰，曾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已退休并卸任。现为厦门大学两岸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福建师大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