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万物都有其对立面。有马克思主义，就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这可以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根本上敌视马克思主义，想彻底摧毁它；另一种情况是，总体上赞成马克思主义，想发展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一问题或某些问题上发展错了，走错了“房间”。对于以上两种情况，要加以区别，不可一律看待。当然，不论哪种情况，都不应该视而不见，而要认真对待。怎样对待呢？不妨看看恩格斯的态度。 

    一、恩格斯如何对待杜林

    欧根·杜林（1833—1921）是柏林大学讲师。他提出了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从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猖狂的攻击。例如，他攻击马克思“思想和文体不成样子”，语言有“下流习气”，具有“英国式的虚荣心”，“中国式的博学”，“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等等。不仅如此，他还企图和马克思主义者争夺对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号召工人们不要“向什么马克思”学习，而要向他这一位“谁都比不上”的“天才”学习。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受到影响，一时间，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莫斯特、弗利切等人都成了杜林分子，连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之一倍倍尔也不能摆脱。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坐视。1875年，李卜克内西建议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上著文反驳。恩格斯接受这一建议，中断正在进行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从1876年开始，在《前进报》上陆续发表文章，反驳杜林，同时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至1878年写完，结集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1885年发行第二版，更名为《反杜林论》。

    杜林的理论体系并不十分好对付，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个很不好啃的“酸果”。1876年，恩格斯致函马克思，语带幽默地说：“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冷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此后，恩格斯即以巨大的努力投入“收拾”杜林的工作。这一过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

    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

    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

    在恩格斯的充分说理的科学批判之后，杜林的理论体系从此失去影响，而《反杜林论》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百科全书”，在总结、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见，出现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它可以转化为好事，不必过于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虽然无情地、彻底地批判杜林，但是却完全不企图剥夺杜林的言论自由。当时，杜林正因批判德国的大学制度，被柏林大学禁止讲课，恩格斯立即提出抗议，批判德国专制政府的思想统治，捍卫杜林的讲学权利。

    可以说，恩格斯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典范。

    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的某些情况忧心忡忡，殚心竭虑地设法防堵。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最正确的方法是，学习恩格斯的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认真研究问题，有针对性地拿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来。

    理论问题上的错误只能用理论批判的方法去克服，学术领域的是非只能通过学术途径去判明，自然，对意识形态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只能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解决。当然，还要提醒的是，自封的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真马克思主义，而被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一定真是“非马克思主义”。需要谨慎地加以区别，否则就可能压制真理，压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革”期间对小平同志思想的批判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二、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慎重区别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分歧，采取不同的应对方针

    学术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从来都有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分歧都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并不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应该承认，在人民内部、无产阶级内部，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分歧，甚至有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与毛泽东的分歧被认定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事实证明这个判定是错误的，毛彭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阶级斗争，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事实还证明当年这个错误的判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文革”之前和“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之间的分歧也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俞平伯和李希凡、蓝翎之间关于《红楼梦》的认识分歧，周扬和胡风对文艺理论上若干问题的分歧，毛泽东和马寅初关于人口论的分歧，等等，也都不是阶级斗争。在历史学领域内，有所谓“五朵金花”的讨论，如中国有无奴隶制，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资本主义萌芽始于何时等讨论，都不是阶级斗争。我们很难、也不应该将其中的某一种观点定为马克思主义，哪一种观点定为非马克思主义。其他如对曾国藩、李秀成以至对袁世凯等人评价上的分歧也都不是阶级斗争，或不一定是阶级斗争。

    人们在思想、理论、学术上的分歧除了源于阶级利益、阶级立场的不同以外，也可能是认识上的分歧，是片面和全面的分歧，一个片面和另一个片面的分歧，甚至只是思想方法、认识角度上的分歧。当然，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可认识的。各种分歧之中，必然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不可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是，这些分歧不全是阶级斗争，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则是肯定的。建国以后，我们在政治领域内将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扩大化，同样，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情况也估计得过于严重，扩大化了，结果犯了许多错误。这个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学术研究也空前活跃。人们想以前之所未想，提出了许多以前所未曾提出的问题，加以党中央明确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因此，理论界、学术界总的形势是好的，循此以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大有希望，中国的思想、理论、学术的发展大有希望。当然，其中也出现了若干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但这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必然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契机。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好借此大展身手。愤激、悲观是没有必要的，采取措施加以压制和禁止也是没有必要的。

    我只是一个普通学者，对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状况无力作出总体的正确估计。我想说的只是，要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经验，特别是总结多年来将阶级斗争严重化、扩大化的反面经验，不要将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也不要将正常的理论探讨、理论创新看成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更不应该因噎废食，怀疑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坚持贯彻“双百方针”，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反批评的方法解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分歧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陆定一等同志提出“双百方针”，应该说，这是繁荣文艺、繁荣理论和学术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这是因为：

    1、识别真伪需要通过实践检验，这种检验常常不是可以立即判明的，而是需要通过一段历史过程。有真马克思主义，也有假马克思主义，还可能有半马克思主义。有的理论观点本来是正确的，但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被认为错误；有的理论观点本来是错误的，却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正确。这就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存在，留待实践和历史的判断。有权力不等于有真理。长官不是真理与非真理的裁判官，因此不能靠权力大小判别真理，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思想领域内的问题。不要轻率地下结论，更不要轻率地扣帽子。

    2、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有过程，人们对真理的接受也有过程。“百家争鸣”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真理、发现真理、接受真理的过程。通过争鸣，会使某种理论观点的提出者接受挑战和拷问，广泛采纳各种合理意见，将原来不明确、不完备的理论发展得更明确、更完备。通过争鸣，也会使更多的人明辨是非，认识真理、接受真理。

    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人民应该拥有此前任何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民主与自由。这其中当然包括人民的思考自由，言论与发表自由、追求真理的自由。不允许百家争鸣，岂不是扼杀了人民应该拥有的民主与自由！

    4、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总结实践经验；一条是理论批评。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在温室里培养，要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对于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这一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说：“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毛泽东又曾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

    当年，当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时，国内外都有人反对，认为这是一个“自由化”的方针，其实，这是一个繁荣文化、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可以让我国的文化界、理论界、学术界活跃起来，兴奋起来，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方针。毛泽东早就指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方针，而不是只把它当作“口头禅”，甚至走一条与之相反的道路。

    2006年，是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五十周年，有关部门开了座谈会纪念。但是，也是提出“双百”方针的五十周年。早些时候，龚育之教授曾经著文提出，是不是也应该开个座谈会作为纪念呢？这真是个好建议。可惜，2006年已经过去了。当然，是否开座谈会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认真地贯彻、执行。（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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