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

　　潘叔明：我们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因为任何时候都有权威，又往往迷信权威。反对迷信，就要解放思想，历史上就是这样。中国文化原创格局大概奠定于先秦，孔夫子是先秦人，他搞的儒学，有很强的文化和教育功能，加上后来统治者的推崇，权威到“大成至圣先师”的地步，这是“孔夫子迷信”。其实，其意识形态方面早有危机。为克服这个危机，后学的人就搞了汉学，接着又搞了宋学，再接着又有人搞新儒学，在文化传承上起了作用，而就意识形态而言，其经学的危机则愈深。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人们思想大解放，喊出“打倒孔家店”。这是因为社会上在经学影响下思想僵化了，视民主、科学为洪水猛兽，对代表人类进步的东西接受不了，反而美化和神化长辫和小脚什么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创格局始于欧洲和俄国，俄国胜利了，便成权威，很难碰，一碰很容易被质疑为反苏，反苏离反革命很近。后来当然僵化了，这是“苏联迷信”。最后搞不下去，它自己瓦解了。倒是毛泽东敢碰，碰了它的革命模式，因为照搬它老不成功，在延安时期，思想大解放，搞自己的模式，反而大成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如此。碰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毛泽东开了非常好的头（但没有坚持下去），所以他成了我们最大的权威。权威是要的，但不能迷信，一迷信几乎是不敢碰，他的主张不能碰，搞的体制不能碰，僵化必然损害党的生机活力。到了“两个凡是”，硬是搞不下去了，便爆发了思想大解放，才有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开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原创格局。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说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这是3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核心问题。

　　黄平：陈云说过，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是根本一致的。不唯上、不唯书，当然不是讲我们不要一切权威，抛开所有书本里讲的道理。科学道理总是要尊重的，只是不能迷信。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各种学术流派和观点都被介绍到中国，这是大好事，对比较借鉴、解放思想很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因此成了“只唯外”，成了“国外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权威要，书本也要，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我们都要吸收。只是我们要注意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的就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这样才具有现实性和可持续性。解放思想当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就不是解放思想，而是新的思想迷信了。

　　薛孝斌：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了解放思想所起的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讲，解放思想是因，改革开放是果。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之果。30年过去了，中国又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今天，我们回顾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重要的不只是简单地总结我们的收获，而是要思考在这个过程中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意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必须解放思想，时刻检讨可能因成就和成绩而形成的新的思想迷信和思想僵化。历史告诉我们，往往在成绩非常大、效果非常显著的时候，人们容易故步自封，沾沾自喜，而忘记了摆在面前的困难和疑惑，把成绩当教条，从而形成新的本本主义，禁锢了思想的创新活力。

　　◆解放思想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他们最清楚要改变什么

　　潘叔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安徽小岗村村民的自行改革。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不能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老挨饿，他们不干了，党员干部领着大家硬是分了田，搞承包制，这种思想解放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如果由某些尊者、圣者来讨论这所有制问题，可能一百年都解决不了。鲁迅说得好，“诚然，虽然老百姓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企及之处的。”小岗村党员干部和群众明的是这个理：不管是什么样的所有制，或者是什么样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只要危及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就不能要。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最清楚要改变什么。小岗村的自行改革就是真理标准的生动表现。

　　薛孝斌：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应该时刻关注人民在思考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从农村开始，恰恰是农民的思考点燃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把火。人民的首创精神其实源于人民的思考。改革开放30年，就是尊重人民意志的结果。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闭幕后答记者问时，说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民思考的问题，也正是政府必须去理解，在理解之后必须有所行、有所作为的问题。

　　黄平：小岗村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解放思想不应该仅仅是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号，也不纯粹是一个理论论争的问题。解放思想最终应该落在实处。这个实处在今天来讲就是要密切关注民生问题。“民以食为天”，对于老百姓来说，改善生活（包括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等）就是根本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利益不是空洞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小岗村村民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改善生活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解放思想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关注人民群众的需要。也就是说，不仅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且要弄清楚人民群众希望改变什么。解放思想的结果最终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现出来。

　　◆在思想解放者中，邓小平很重视“异端”这个问题

　　潘叔明：思想解放者，好似站立着走的猴子，是“异端”，别的猴子不容，把它咬死了，大家只好都爬着走。这个故事很深刻，也令人悲怆，这种历史教训一定要记取。异端有对有不对，即使不对，也可把它改过来，不能简单地咬死。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好，在于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了，过去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是“异端”。这番话在当时也不能公开，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把它公开了。邓小平又说，“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

　　黄平：回顾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成了隔几年就要开展一次的“运动”。批判“两个凡是”，讨论真理标准的时候开展了一次，讨论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又开展了一次。之所以变成“运动”，往往是因为思想解放者被看成“异端”，这就需要以“运动”的形式来冲破障碍。思想解放应该是一种常态化的行为，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鼓励思想解放的机制。因此，需要一种机制。过去因为缺乏这样一种机制，造成不敢想、不敢言的局面。结果往往只能等到各种矛盾积累多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才不得不再一次开展解放思想。

　　薛孝斌：机遇与挑战，在今天的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与此同时，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也在不断出现和积累，使改革开放进程遇到障碍。因此，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往往在这个时候新思想容易被看做是异端。这就涉及到如何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环境与氛围的问题，如何保护和调动全社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的问题，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邓小平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潘叔明：解放思想肯定会有许多障碍，不然用不上“解放”二字。这些障碍有来自认识和利益方面的，在封建社会，还有来自专制方面的。上一回改革，针对旧体制，在那种体制下尚未形成什么重大的利益问题，主要是认识问题，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后的深入改革，可能很大程度上会涉及既得利益问题，凡是搞共享都会有这个问题，利益要调整，分配要改革，都有利益问题。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改革，刚开始，邓小平就清醒地指出，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要有民主。他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认识问题通过民主方式解决，而利益问题主要通过体制创新来开辟，而体制创新又首先通过理论创新。民主正是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

　　黄平：改革开放以前，人们不敢讨论利益问题，更不能讨论个人利益，因为那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后来，人们知道利益可以讲而且必须讲了。但是，面对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人们却一直不敢正视也不愿讨论。其实，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利益问题的重要底线是必须完善和落实法定劳动标准，防止劳动关系强弱失衡可能带来的劳资冲突。另一方面，又需要改善投融资环境，通过人才资源更多地在国内外企业之间流动，带动大量的知识和技术流动，在市场机制中创造较大价值。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用“统筹兼顾”的思想处理各种重大的利益关系是很及时的。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增进各个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方面，也要对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进行合理补偿，让他们共享改革成果；对那些与民争利甚至严重损民的集团性行为，则要通过立法、改革分配方式等手段进行限制、监管。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

　　薛孝斌：必须把发展的新起点作为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不断破除那些不适应形势发展、不符合人民要求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解放思想应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尤其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进行。

　　潘叔明：解放思想不是一路打过去，认准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五四”运动时期有过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毛泽东批评过这个东西。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求的乃“是”，乃是创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不来，旧的不去，去了又来。现在有一些很时髦的东西，看起来是解放思想，实际上也是一路打过去，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留下来。解放思想难，创新也难。惟其如此，才需要知难而进。

　　黄平：解放思想要有民主，这一点现在大家逐渐有了共识。讲民主更要注意创造条件，即民众切切实实地参与民主的条件。今后，政治更加民主是一个大方向。政治运作更阳光些，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渐渐地更多一些。政府与干部要逐渐习惯在各种监督（群众的、媒体的、网络的监督）下工作，将来这也会成为常态。没有民主，没有监督，就不可能推动“善政”。与此同时，解放思想还要注意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解放思想过程中，不仅要注意科学的维度，也要注意价值的维度。这个价值维度说到底，就是要有利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潘叔明：我们过去搞过两次变革，毛泽东带领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是社会制度变革；邓小平带领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那是体制变革；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我们搞科学发展，那是发展模式变革，这就需要研究如何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在福建，还需要从不符合“两个先行区”建设和发展要求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潘叔明 黄平 薛孝斌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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