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钱者无时间、有时间者无钱说起在城市逐渐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劳动力价格和服务价格都将呈逐步上升趋势。随着城市的低收入阶层收入普遍有所提高，城市的服务需求总体上将迅速提高。在更多的人能够消费服务的同时，城市服务价格的上升将可能使一些中产阶层的服务消费量相对

　　增长较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城里的富人不能再依赖低廉的服务价格来生活了。

　　现在，中国大城市的白领们去欧美旅行，或许会觉得那些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不是吗？进饭馆吃饭，两三个菜的价钱，若换成人民币，够在中国摆上一桌菜了。生了孩子得自己带，因为保姆工资太贵，所以，想要两个孩子的，爹妈往往连着生两个，一起带有规模经济。这日子哪像在北京、上海那么舒坦？

　　至少在消费这一点上说，有了车、有了房之后，中国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已不再羡慕欧美的生活。

　　实际上，中国城里人的好日子，特别是所谓中产阶层的好日子是建立在农民工收入增长迟缓的基础上的。在欧洲，最低工资1000欧元的国家，一般白领的月收入也就2000欧元左右，大学教授差不多每月挣3000欧元，那当然得自己做饭，自己带孩子了。但是在中国，发达地区的白领一个月挣2万的人估计不在少数。在上海，“截至今年3月底，共有29.2万名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了2007年度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同比增加22.6％；申报年所得额1116.6亿元，人均申报年所得额38.2万元”。以这样的收入水平，请个月收入1500元的保姆，或者去饭馆人均消费100元（在欧洲只能买一个菜，或者好点的饭馆里的半个菜），当然不在话下。长期以来，源源不断的进城农民工工资要求不高，收入增长缓慢，他们在城市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自然就便宜。

　　但是，这不能是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的模式。

　　未来的中国城市的发展，服务业是关键。我常常半带开玩笑地说，现在城市服务业发展之所以慢，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时间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没时间”。相对于工业制造品的需求而言，服务需求随着收入提高增长更快，收入越高，消费越多。同时，服务消费通常也是要花时间的，不管是理发，还是看戏。所以，服务消费是一种既要有钱，又需要有时间的消费。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当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动以服务业为主时，其产品需求将日益被本地化。原因很简单，工业制成品的可运输性很强，因此，其需求可以来自于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各地。这时，在一个城市内部“有时间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没时间”并不太要紧，产品可以卖到别的地方（甚至国外）去。而服务产品的可运输性很差，因此，无论是生产型服务业还是消费型服务业，其需求将大量来自本地。这时，怎么让有时间的人也有钱去看电影，怎么让有钱的人能有空去茶馆里坐坐，对于服务经济的发展就特别重要了。

　　在眼下的中国，人们必须换个脑筋来看“发展”。发展，并不是说把农民从落后的农村和农业迁往现代的城市和工业里就完事了，不是的。中国的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0%左右，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随着城市化进程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30年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能会超过75%。中国的城市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是，未来的城市如何“和谐发展”？如果城市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在上海已经高达25%——如果像我们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城市里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教育的回报差距也不断扩大。追踪研究还发现，没有户籍的外来移民都更倾向于聚居在一起，并且他们对生活状态更为不满，对社会和政府都更不信任，如此下去，中国未来的城市就将爆发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与奥斯卡获奖影片《撞车》里的场景何其相似？

　　今后，无论是因为近年来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还是因为城市逐渐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需要，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和服务价格都将呈逐步上升趋势。在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后，随着城市的低收入阶层收入普遍有所提高，城市的服务需求总体上将迅速提高。在更多的人能够消费服务的同时，城市服务价格的上升将可能使一些中产阶层对于服务的消费量相对增长较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城里的富人不能再依赖低廉的服务价格来生活了。

　　最近十多年，很多经济学家都在琢磨收入差距为什么有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不利，放在中国城市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背景下来想想这个问题，格外的有意义。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一个常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在发展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上强势的人们往往更加有影响力，而他们则更为关注自己的相对利益，结果，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更多地维护了强势群体的利益。在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中，城市的政府和居民总是担心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里纳入更多的外来人口会造成“拥挤”。其实，这种假定蛋糕的大小给定了，自己分得越多越好的思维方式，在当下已经不合时宜了。道理很简单，如果缩小不平等的政策能够有利于增长，从而使蛋糕做大，即使既有的城里人分得的相对份额缩小，其绝对量还是有可能在增长。当然，平均分配也不能过头，过于平均的分配也会不利于蛋糕做大。

　　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来看，把蛋糕尽可能做大些，分配得尽可能平均一些，这是很多国家所走过的持续发展之路。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来说，推进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也同样重要。(陆 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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