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以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构建而成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几千年来可谓根深蒂固。上世纪20年代初兴起了“古史辨”思潮，对旧的古史体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于是，走考古学之路重建中国上古史，便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1928年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发掘工作共进行了15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恢复，殷墟发掘又得以继续进行，相继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甲骨文、青铜器、玉器以及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址。这些确凿材料证明了此地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墟所在地。而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郑州商城的发现和研究，则又证明郑州商城是商朝开国之君商汤所建的亳都，从而将商朝的存在由传说史变成了信史。

　　据史籍记载，商朝之前还有一个夏朝。夏朝究竟存在不存在？郑州商城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寻找商朝之前史迹的序幕。1959年开始，对偃师二里头、山西夏县东下冯等遗址进行了发掘研究。学者们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可能是夏代最后的王——桀的都城斟寻所在地。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以后，学术界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遗址三者综合研究得出结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寻，郑州商城为商汤始建之亳，偃师商城为商汤灭夏后监视夏遗民所建西亳。这是夏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为了重建中国上古史，上世纪30年代，围绕周秦文化起源而进行的发掘工作就已展开。经过70多年的努力，迄今已发掘周原、丰镐、成周、周公采邑以及齐、鲁、滕、薛、虢、应、燕、晋、芮、邢、郑、蔡、秦、楚、徐、黄、钟离、吴、越等宗周和封国的都邑或墓葬遗迹，基本理清了各自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了其社会结构、礼制、文化的面貌。

　　在确立以夏、商、周为核心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基础上，“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历谱推定、文献梳理、考古与碳十四测定等课题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提出了夏商周年表。尽管这个年表还有不够精准之处，但它的提出毕竟标志着中国的上古史已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可信的历史了。

　　经济技术领域考古一直在中国考古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展示出中国古代高超的文明成果

　　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技术的发展。60年来，中国考古学既未局限于艺术史考古，也未单纯侧重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经济技术领域考古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农业考古方面，确认了中国不仅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同时也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在冶金考古方面，仰韶文化西安半坡和姜寨遗址发现有黄铜器，龙山时代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区发现有红铜器，夏代开始青铜器的发现已几乎遍布黄河、长江及北方广大地区，证明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发展水平高而且又有自己特点的地区；商代发现有陨铁，西周晚期发现有块炼铁，春秋发现有铸铁，证明中国是发明铸铁最早的国家。在陶瓷考古方面，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北徐水南庄等处陶片的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陶器较早的地区之一；而早至公元前2000年前原始瓷器的出土和西周烧制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则以更充分的根据证实了中国的确是瓷器的故乡。除此之外，在制漆、织染、造纸、机械等领域，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也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宽广胸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　

　　中国文化、文明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环境中孤立进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化的交流，既有对外的传播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作为典型事例的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东传及其汉化过程，生动地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不是排外的文化，它具有宽广胸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通过融合重组不断壮大发展，以求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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